昌邑之窗 《西游记》以唐代玄奘取经为蓝本，在《大唐西域记》、《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作品的基础上，掺杂一段明初历史，大胆想象，构思新奇，在人物塑造上，用人、神、兽三位一体的方法，创造出了若干不朽的艺术形象，用方言俗语，冲淡了故事原有的宗教色彩。
明朝文人袁于令说：“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故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清朝学者张书绅说：“《西游记》自始至终皆言诚意正心之要，明新至善之学，并无半字涉于仙佛邪淫之事，实是一部奇文，一部妙文。”北大教授白化文说：“此书的副作用极小，是一部鼓舞人积极斗争，永不灰心，为达到目标而百折不挠的书。”
毛泽东与《西游记》有七十年的不解之缘，他读过五种版本的书，他挚爱《西游记》孙悟空的情结耐人寻味，写下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他从政治的角度分析书中人物，并常常以例用于指导党和国家的现实问题。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抗日军政大学师生说：“唐僧就代表坚定正确的方向，百折不回，猪八戒不讲究吃穿，就是艰苦朴素的作用，孙悟空有七十二变化，就是灵活机动。再加上沙和尚、白龙马等实干家，所以能取得真经。我们有了这三条，就能获得全中国。”毛泽东看待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他还认真分析出了《西游记》主要人物的缺点，“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七绝山臭稀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悟空很灵活，很机智，但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你们别小看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据笔者考证唐僧与四个徒弟是父子关系，唐僧的僧字，源于唐李渊曾孙李旦的人的意思，单人旁代表曾孙的人。唐僧在明朝年间的《西游记》中就是朱棣的人物原型，那么孙悟空当然是指朱元璋之孙朱棣之子朱高煦。即朱高煦父是美男子，他怎会是用一个猴为形象呢？
作者吴承恩定然有其深奥用意，那么他是怎样的一种写作灵感呢？为了深究这个问题，笔者于书海中徜徉了年复一年，最终终于找到了答案。
原来吴承恩的头脑中藏着许多教派的书和历史人物。他写《西游记》，把自己这个生不逢时的学者比做成庄周，把故事像庄周一样喜欢用鸟、虫、鱼动物啥的打比方。他写《西游记》的最早灵感就是来自《庄子•山木》第六章，“一天，庄周穿着打了补丁的粗布衣服，拖着系着麻绳带子的破鞋从魏恵王的眼前经过，魏恵王问他如何困顿到了这个样子？庄周说：‘我是贫穷，不是困顿呀。士人身怀道德而不能推行于天下，那是困顿；衣服破了，鞋子有洞了那是贫穷，不是困顿。这就是所谓的生不逢时啊！君王难道您没有见过蹦蹦跳跳的猿猴吗？它们得到丹、梓、豫章一类的高大挺直的树木，在上面攀缘或在藤蔓间挑来窜去，在树上像君王一样。即使是后羿或蓬蒙也不能藐视它们。但是，如果它们来到了木石、荆棘、枳、枸一类矮小多刺的树丛之间，树枝一有震动，它们就非常害怕。这并不是因为它们的筋骨太硬不够柔软的缘故，而是因为它们所处的地势不足以施展它们的能力。今天，我处在昏君乱相之中，而想不受困顿，怎么能够做得到呢？这就是比干所以受到惩处的原因呀。’”
以上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吴承恩把孙悟空写的在大树上像君王一样，还把朱高煦比做了成了古代的后羿和蓬蒙一样有本事，但是他像猿猴一样需要一个适宜的生存环境，最后又把朱高煦比作成了商朝的比干。这就是朱高煦在江南任汉王干的风生水起，回到他的齐国地乐安就是失去了猿猴跳动的大高树，最后只有落得像比干一样的结局。
吴承恩看待事物写故事真是精准呀，他写小白龙就不像写八戒一样要带着人身兽面，干脆一完全的一匹白马，并且写的唯他没有缺点,求点名利,因为他是一个自幼就死了的人的形象,他还哪来缺点?他还求名利做什？由此看故事在浪漫主义的色彩中写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