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到北京，不是去旅游，是去圆多年的一个夙愿：探望我快八十岁的伯父。去表达对伯父那份感激和感动，去告诉他：当年那份最隐晦的暗示，在我成长的路上，给了我多少永不放弃的力量…… 我从一岁就患了小儿麻痹，非常严重，除了两只眼珠会动外，浑身就象没有支掌的面条了。经过四五年自我恢复和不断治疗，五岁上才可以坐得稳当，才可以用双手拖拉着身子爬行。 爷爷本来是一个可以给人看病的小中医，对我这病多年的努力一点信心也没有了。于是开始说服我妈妈：“老二家的，别往里扔钱了，这孩子是白瞎了。”而我又是那种脑子偏偏不傻的孩子。虽然只有五岁，但听得懂这意味着什么。这种不僻讳地谈话，每次都让我也毫不僻讳地哇哇大哭……是无望，是挣扎，是无奈，是委屈，是不服？都说不清楚。每当这种时候，妈妈也跟着哗哗地流眼泪：“唉，爹啊，她要是不知道什么是痛苦，什么是难过，就好了。那么，咱就可以当个小动物养着算了……”这样下来，家里就渐渐多了口舌的摩擦。过了不久，我们就分家了。虽然还是一个院子，但有了经济和生活上的绝对分离。 就是在这一年，大伯父从北京回来探亲，在家待得时间不长，但一有空闲，就到西屋逗我玩，也鼓励妈妈好好照顾我。 有一天。大伯父来抱我去到北屋吃饭，是奶奶做了面条，那些年可算得上美食了。妈妈不想让我去， 说：“大哥，别让她过去，咱爹会不高兴的。”“说什么话？”大伯并不介意地抱起孩子就走。到了饭桌前，看见又白又滑的打卤面，真得非常馋，馋得那舌头象个活蹦乱跳的虫子。心里却总是不伸张，偷偷地看看爷爷，正看到他没用正眼看我。哇得一声，我就委曲得放声大哭。还好，这一眼也让大伯看到了。他一把抱起孩子，一手端着面条碗，想把我送回家，却说了一句：“爹，你这是干啥？” 现在想起来这些，我没有责怪爷爷的意思，只是不知不觉中幼小的心开始变得敏感又脆弱，那种不可明状的悲苦，就这样沉淀在记忆深处，让一个五岁孩童的经历，跨过半个世纪的风雨还那样记忆犹新。 大伯父比我父亲更加和蔼，他和孩子们说话的时候总是不急不慢，还认真地听你心底的话，也从来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这是我们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没有感受到的，从他身上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交流。也让我知道自己的那些想法，或者叫渴望是可以存在的。 大伯要走了，妈抱着我送他到大门外，我的眼泪这次是无声地流着，表达着一个儿童的惜别之情。大伯的眼泪也在眼里打转，在告别各位长辈之后，特意拉着我的手，仿佛我不是一个孩子，是那样的郑重其事说：“凤啊，大伯还会回来看你的。但是，当大伯老了的时候，是大伯回来看你，还是你到北京看我呢？”我已是泣不成声了，但还是断断续续地说：“我……上……北京……看您。”大伯点了点头，大声地说“好！”扭头就走了…… 上北京，北京有多远，妈妈说她也没有去过。爸爸说北京是有天安门的地方。我们在昌潍平原，要走出山东，要跨跃千里之遥的路程，才能找到那个叫北京的地方。但从大伯的语气里我听出来了，我是可以去的，只是这个过程不太容易。他最后说的那个“好”，就是肯定我一定有这个能力。就是在那一年，我又动了几次手术，终于能站了，并且走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大伯父因上有父母，回老家了几次，每次回来都把我当“正常”孩子对待。每当我克服一点困难，他都把我推崇为堂弟妹的榜样。 当一个残疾少女羞怯的心，惧怕别人目光的时候；当面对广宽的天空，发现自己却没有趐膀的时候；当挣扎着觅食，却终日食不裹腹的时候……我就和自己说：摔倒了能爬起来，其实已经进步了一大块。当大伯上了年纪的时候，我已经克服了很多困难，是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到北京去，去证明大伯的眼光是对的。 一九九六年的冬天，有我三十二岁的生日。至此，为了能够自食其力我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十年。这十年，正统的事情我搞过文学创作，学习了针灸专业，干过福利织布厂的副厂长。非正统的，和丈夫一起贩过水果，贩过鸡饲料，贩过鸡苗……终于可以摆脱了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可以说能自食其力的我才完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自我，可以有脸面去见大伯父了。 我给大伯父打了电话，告诉他我的安排，他高兴地说：“我说你能来嘛！”那口气中是一个预言家的自豪。考虑到路上的种种不方便，是丈夫陪着去的。那头的伯父把接我的任务也一一安排给了我的堂哥堂姐们。这次北京之行，我和大伯父都没有再提当年那个一提而过的约定，但，我感觉得出，我和这个自己敬重的长辈之间那种心照不宣，有一种淡然释怀的感觉，尽管这之前的二十几年无论是等待还是跨越都不是那么容易…… 尽管我说到北京就是看大伯父的，不必为我多劳神，但受命的大堂兄还是为我们安排了拜望几位多年不见的亲戚和到十三陵游玩。最后去天安门广场。并且说：“不到天安门，怎么能说到过北京呢？” 那天，我从人民大会堂前面下车，感受了人民大会堂的雄伟；然后走过宽敞的天安门广场，瞻仰过肃穆高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抬头北望，那就是首都标志性建筑天安门了……然后，从东面走过地下通道，搭一段车，去拜望一位亲戚，晚上刚好就近上火车站……大堂哥的安排真是相当紧凑。 一九九六年的地下过道，没有残疾人专用通道，只是一排排石头台阶。丈夫和大堂哥都不想看到我吃力的样子，争抢着背我。我谁也不用，因为我更习惯自己完成。拄着双拐，知道自己的行态并不优美，但从心里让自己“能”和“可以”更为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敢正视自己，才可以是在社会上沉浮和挣扎的前提，何况我们准备的时间充足。他们俩拧不过我，只好陪着我慢慢地行走。 川流不息的人们急匆匆地擦肩而过，投过来一些同情与怜悯的目光，快到底层的时候，迎面走来一群人——有抱孩子的，有拿行李的，有拿摄像机的……他们促拥着一个贵妇模样人，一边摄着像，一边闹嚷嚷地走来。我生怕慢吞吞的自己影响了别人的通过，赶紧靠墙，先让他们通行。贵妇人走到我身边时，有些不屑地看了一眼，不知是说给身边的人，还是说给我听：“人都这样了，还出来干嘛？”大堂兄抬眼瞪着她的背影，我却和丈夫对视中笑了笑。很想和她说：“这片蓝天是你的，也是我的；这片大地是你的，也是我的；这个地方，你可以来，我也可以来啊。” 此时的我甚至有些自豪了：因为经历这么多年的挣扎，内心已经十分坚强，这些话已经是无关痛痒伤不到筋骨了。但一想到那些身有残疾，在悲苦中挣扎的脆弱幼小的心灵，这样的话也许就是关闭自我的门锁啊…… 感谢上苍！我庆幸此时遇到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