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四 菩提寺边素餐馆 条理分明溯求源
礼貌地把曾师傅让到我左侧的长沙发上，开始了我与劳模面对面的交谈。
我开门见山：“曾师傅，提纲您看完了吗？我说起话来语气有点生硬，这同我多年与学生打交道养成的不太好的习惯有关系，我与您在交流过程可能不自觉地暴露出这些缺陷，请您多担待哦，我也会及时修正的。”
师傅笑笑：“看完了，英子老师。昨晚我边看边回忆，往事一下子涌了上来，一晚上没有睡好啊。没事的，你别客气，我尽量用普通话，我的话你能听懂不？”
“听得懂，”我笑着说，“那好，师傅，我的问题都是从一个修脚业的门外汉这个角度来提的，可能显得有些弱智，您可别见怪，我就边听边记了。”
曾：“好，我有什么说什么。”
我：“人们为什么要修脚呢？或者说为什么要有修脚这一行当呢？”
曾：“有很多人的脚上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脚病，比如甲沟炎、嵌甲、脚垫、肉刺（鸡眼）、脚臭、脚气、粉瘤等。人离不开走路，不患脚病的人体会不到那种痛苦，患者本人是相当烦恼的。修脚就是可以处理脚上的各种问题，现在已扩展至各种脚病的治疗及捏脚、括脚、搓脚、浴脚等。脚是人的‘第二心脏’嘛，修脚是保护人体健康的一项重要措施。”
我：“曾师傅，听说您出生在武汉，1970年初中毕业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到江陵县农村了，您能说说下乡以前的家庭情况吗？当时在江陵农村生活是什么情形？”
曾：“初中还没有毕业，刚上完初二时就下了。家庭情况，原来采访的我都没有说，现在也没有这个必要，江陵农村的事就那个样子嘛，插秧割稻，累得要命。”曾师傅朝我摆摆手，显然不愿意提及这个话题。
我：“那您在哪个单位开始当的修脚师，怎么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
曾：“那时不叫修脚师，叫修脚工。1976年元月我被招工到沙市饮食服务公司，在旅社干服务员，铺床叠被拖地倒痰盂，当时旅社属于商业局，局领导开会要求在团员中抽调几个同志到武汉去学修脚，我就报名去了。”
我：“从您下乡到当修脚工，中间隔了六年，您一直在江陵农村就没有别的就业机会吗？听说您开始不愿意当修脚工，后来为什么又干了呢？”
曾：“有过机会，当时‘五.七’油田招工，我觉得单位不好没有去，后来知道真况后有点后悔了。修脚，开始一点也不愿意，俗话说‘一修脚，二剃头，三从四班五摸油，六把七娼八戏九吹手’，修脚是三教九流中最下等的行当了,天天把玩别人的脚丫子，觉得太脏，大姑娘干这个名声也不好听，被人瞧不起，家里也反对，玩不到朋友，结个婚都难。”
曾师傅喝了口茶，又说：“当时我们被毛泽东思想武装到头脑了，很听党的话。他们（领导）作动员工作，用毛主席的话教育我们，‘在新中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我觉得自己是个共青团员，不能当落后分子，就报上了名，没想到那么多的人，偏偏就被选中了，本来并不情愿的。”
我：“曾师傅，请您谈一下从武汉学成回来的情况。”
曾：“修了一天脚，回家后手还很臭，洗不掉，反正当时是赶着鸭子上架，觉得上了贼船，但决不能打退堂鼓。单位的领导也非常关心，着意栽培，各项荣誉随之而来，不好意思不干了，慢慢就习惯了，后来一想，还是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是发自内心地爱上这行了。”
我追问：“真的是爱上这一行了？”
曾：“当时沙市只有这一家脚医室，不像现在这样雨后春笋般的。有的患者是蹒跚而来，在我的治疗下高兴而归，对我自己也是安慰，从而有了成熟感，觉得自己的工作蛮重要的蛮神圣的。后来就爱上了这行。日久天长，慢慢地不知怎么的，见了脚病患者就有了精神，头一天的腰酸背疼也忘记了，家里外头的一些闲言碎语也不想了。幸亏爱人也比较支持，他说‘你选择了这行就干吧，谁也代替不了你的决定’，我还是非常感激他的。”
我：“在采访您之前，我听别人（当时的顾客）说起您时，大家都亲切地喊您‘毛师傅’，您的知名度很高，在沙市大家都知道您的修脚水平棒。据说当时同你一起修脚的还有两个师傅，她俩没有获得这么多的荣誉，肯定心里不平衡吧？”
曾有点迟疑，稍稍顿了下：“别人背后怎么叫我不清楚，当面他们都称我小曾。我知名度高，是因为我们服务态度好，也与我们是修脚的有关系，大家都很好奇。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三个人都很能干，但只有我自己获得了多项荣誉，当时，我每评上一次先进，她们就得半个月左右不讲话，有时酸溜溜地发牢骚，说‘荣誉都给你了，活儿都是你自己干的，我们不干了’，我心里很难受，好像自己犯了什么错似的，但我也没有办法呀。每到发东西我都先给她们挑，自己拿剩下的。她们说什么难听的，那怕再大的委屈也得受着，不能反驳。入党是非常让人羡慕的政治荣誉，我多次找到领导说服了他们，发展她俩入了党，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当时我是脚医室的负责人，想一定要带好头，团结好同志，只有大家共同进步才是真正的进步。”
我：“您获得了这么多的荣誉，一路走来，一定有不少领导给了您支持和帮助，对此，您印象很深刻的事有哪些？”
曾：“非常感谢市里的各级领导对医疗事业的关心，非常感谢他们对修脚行业的扶持。记得当时我们大华浴池的脚病医疗室非常简陋，简易平房，只有十几平方米，三把小椅子，几把小板凳，渐渐地名声在外了，患者也多了起来，狭窄的医疗室已不能满足要求，财政局局长陈恭义来修脚时，我向他反映这一情况，他回去后马上拨了一万元，不久，盖了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子，我们的工作条件得到了改善，窗子换成了木头的，后换成了铝合金的，这一万元别看现在没有什么，在那年代，可是一笔天文数字。作为我个人来说，党和人民给了我一系列崇高的荣誉，我也得到了实惠。1977年被沙市市商业局树为学铁人标兵’，1978年‘七.一’前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7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和省劳动模范、市特等劳动模范、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9年被省商业厅树为优质服务标兵，1989年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1993年当选全国第八届人大代表，2009年，被评为‘凯乐杯’巾帼建功60周年荆州女杰、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最具影响力的劳动模范——荆楚楷模，前年又当选为湖北省省党代表……获全国劳模后，还给我加了两级工资，仅用一万多元就分配了一套商品房。我付出了也得到了回报，感到非常高兴，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我。 退休后，我受聘来到罗总的公司上班，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用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劳动模范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清清白白做事，堂堂正正做人。”
曾师傅上纲上线铿锵有力的一番话，现在的年轻人听了可能发笑，觉得有点不合时宜，她的人生观价值观用现在的时髦说法就是OUT了，但对于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我来说，能深深懂得她说这些话的分量和透出的真诚，在一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红色的年代里，有哪个人不从身心上经受政治风雨的洗礼？他们把获得的每一项荣誉都记在了党和人民的头上，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基于此，曾师傅为获得这些荣誉而感到无尚荣光并严格自律的行为举止，显得那么合情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