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魏坚毅于1945年在昌南县委担任主要领导，当时的昌南人民尚处在黎明前的黑暗，可地方反动势力“五支队”、“蔡部”横行，有地主老财的压榨盘剥，有国民党和日本军队的扫荡。
当时的县委还处在地下秘密阶段，他发动群众入党，建立支部、组建共青团、儿童团、妇救会、贫协会等组织，担任“八路军”的联络员、情报员。
魏坚毅长着一双浓密的粗眉，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透着一股机智、勇敢和坚毅，有饮马东南村的农民高修成为他担任警卫员，高修成在饮马街是单门独户，不善言谈，无文化，只是认准了共产党提出的斗争地主、分田地，是为百姓能活命，打鬼子求解放是为不当亡国奴。
他与魏坚毅经常躲过地主恶势力的围追堵截，魏坚毅为革命九死一生，由委员提升为副书记、书记。解放后高修成被分配担任昌南烈士祠看管员，直至去世，为了高修成孩子的工作问题，给高修成写过一封信，只嘱咐他坚守革命当好农民，不搞特殊。
魏坚毅在开展妇女工作时得到了王桂兰姐妹的大力支持，王桂兰姐妹担任了妇救会长，王桂兰当时只有12岁，经常与姐姐做伴开展工作，也有时站岗或传递情报，二姐妹家是左营村，临近昌南县委，她们俩常给魏坚毅缝补衣服，送饭，当时因为是秘密工作，经常在夜间活动，文革中姐妹俩被侮辱拉拢革命干部“当破鞋”，姐气出病死了，妹被游街斗争，胸前挂着破鞋。但是有证明人，同村的党员村长董治军证明了王桂兰的清白和她所做的革命贡献，文革后，王桂兰担任昌邑县妇联委员，村党支部书记，于1987年其丈夫病故后，因生活困难，改嫁别村，她从不向上级伸手。
1991年饮马镇委收到省委电报，要王桂兰去济南某医院看望病中的魏坚毅，我当时在镇委上班包靠左营村，去给她送的电报，接到电报后，她只身一人迅速乘火车去了济南，在那里待了七天，直至陪伴魏坚毅安然去世，充分证明了王桂兰在魏坚毅出生入死的革命年代，他们结下的阶级情谊。
送走战友，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家，什么都没有向外声张。到后来我问起她，她说：“老领导是战争年代留下的病痛，过去的事就过去吧，不提了”。我认象中老一辈革命者都是这样对待名与利的，很坦然，不因文革挨斗而抱怨，不因革命贡献而显赫功劳到处伸手索取。
再说董治军是民国年间昌南县伪县长董洪举的小儿子，因董洪举坚持抗日，坚决亲共，而赢得了一个开明绅士的声誉，但就董洪举第一个最早支持于培绪等共产党人在饮马街、左营村、孙营村等地建立党支部，培养革命火种，还是值得称颂的。董治军在11岁就给熬头支部送信，长大后，他就和王桂兰姐妹在本村第一批入党，自1944年秋，董洪举被日本鬼子枪杀后，更坚定了董治军紧跟共产党，抗日打鬼子的决心。当1945年新昌南县委成立后，董治军参加了魏坚毅组织的打土豪工作队，解放后担任昌南县农技情报员，本村村长。他带领群众修建的左家河溢洪闸工程，曾多次由魏坚毅带领国内外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参观指导。
1963年夏天，魏坚毅已调任昌潍地委书记，在雨季他乘吉普车到昌南与高密交界的官河去查寻汛情，从高阳村东第二路至官河河口有八里沙土路，因刚下过雨，吉普车在官河河口东崖陷入泥坑，越陷越深，吉普车开不出来，急坏了司机，此地是盐碱黑土，遇雨水特粘。魏坚毅碰到一个在地里干活回家的人是我姨夫，问他能否帮忙想法把车拉上来，我姨夫叫刘善义，不善言语，看后也没吱声，就回了他们土辛庄家了。魏坚毅对司机说“这人是个哑巴”，可是待了不长时间，他牵着两头黄牛来了，给套上绳索挂在吉普车上，他大声吆喝着狠抽了一鞭子就把吉普车给拉上来了，司机千恩万谢，问他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他都不吱声。当魏坚毅说：“没想到你能一下子找来两头牛，不简单”。他白了魏坚毅一眼说：“俺是生产队长。”说完就牵牛走了，也没问坐吉普车的是哪里人，干什么的。这件小事，在日后当魏坚毅跟地方上的县官闲聊了以后，不曾想姨夫就好运气的被选派当了村支部书记，他在村里成立了面粉厂、粉坊、铁器组等村副业，搞得村庄红红火火，在镇上是有名的好村。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都是真实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