炊烟覆盖我们的家园

                  炊烟覆盖我们的家园
                                 ——兼及刘学刚的乡土散文
                               （安徽）   江少宾
   学刚出书了，作为朋友，我从心底里为学刚高兴。学刚写散文应该有些年头了，他的语言像村口的草垛，扎实与沉稳；他的叙述像一口老锅，贴近温暖的乡土。这些都让我觉得，学刚的文字，最适宜于秋雨绵延的寒凉的午后。
在这本《守望》之前，学刚的散文我零星地读过不少，印象里最深的是他的乡土散文，每次阅读学刚笔下的乡土，总有一股淡淡的忧伤将我笼罩。这不仅因为学刚写了我同样熟稔的老锅、草垛、葵花、秧苗和土豆，更因为学刚笔下的乡土，质朴而真切，有一种温暖人心的乳汁般的味道。每次阅读，我总是忆起遥远的炊烟，像慈母的手，在树梢上向我轻轻招摇。
    从这个层面上阅读学刚，似乎他也并没有写出多少超拔新颖的东西，每一位散文写作者，几乎都曾在乡土散文这块园地里留下过自己的足迹。自刘亮程先生的乡土散文一纸风行、洛阳纸贵以来，乡土散文似乎格外受到编辑们的垂青，大量的乡土散文层出不穷前赴后继（乡土小说同样如此），曾经的乡土忽然让作家们爆发出令人惊异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但细心的读者应该不难发现，这些散文里的乡土大多都是乌托邦里的乡土，家园都是牧歌缭绕、诗意盎然的家园，农民兄弟们也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已经生活于唯美的桃花源。纸上的乡村，已然偷天换日，换了人间。诚然，从并不温暖的俗世里发现温暖，从并不善良的世道里发现善良，从并不美好的生活里发现美好，是文学创作的题中应有之意，但如果一味地规避不堪而残忍的社会现实，文学也就失去了另一层更为紧要的意义。过度的美化和规避现实，最终的结果是使得我们的书写沦为消闲与消遣，使得文字的终极意义沦为无意义。同理，语言的过度狂欢也意味着一个写作者在精神上的虚妄与衰微，在我看来，这样的文字类似于一件老妇的华丽的浴袍，一旦褪除，入目的将是一具让人黯然神伤的躯体。——她会让你觉得，华丽的袍子既是一种可笑的自欺，也是一种可恨的蒙蔽。
    在这个背景下观照学刚的文字，我觉得学刚的乡土书写是难能可贵的。他直面着自己真实的家园，不虚妄，不矫正，家园里的每一种物事，都散发着人性观照的人文气息。如在备受好评的散文《老锅》中，他这样写：
“大喜大悲过，大热大冷着，一口老锅的经历，肯定会让一个饱经沧桑的人吃惊。所以，再冰冷的年月，往锅里一煮，就化开了；再生硬的日子，往锅里一放，就绵软了。”（刘学刚：《老锅》）
    这样的叙述，让我觉出了一种抚慰人心的温暖，同时，也让我想起了自己在乡下的日子。在这里，学刚敏锐地抓住了“老锅”这个乡间习见的炊具，并尽可能地写出，匍匐在老锅背后的意义。这样的意义无疑已经逼近了巨大的现实生存，甚至逼近了辗转于老锅前后的广大群体。
    在学刚的乡土散文中，他一直选取了诸如此类的乡间习见的物事，并赋予这些物事以更丰富的人文信息。据学刚自己后来透露，写作《老锅》是“源于一次不经意的回乡”，而学刚的纸上回乡，就有了一层精神皈依的普世意义。正如学刚自己在《老锅》创作谈中所说的那样，“写作就是精神还乡，就是让灵魂飞回故土。我像一个迷失多年的孩子，凭借草帽、草垛、老屋、咸菜瓮这些指向标，寻找着最初的栖息地。”我想，或许正因为有着这种清醒的“还乡”意识与多年的“迷失”，才使得学刚笔下的乡土显得不那么轻忽，也不仅仅满足于书写唯美与诗意。
    譬如，他这样写草垛：
“草垛醒了，灶膛亮了，炊烟高了，太阳红了。多么朴素清新的早晨。多么宁静温馨的日子。站在村头的草垛，站成了一个村庄的封面。”（刘学刚：《草垛》）
   他这样写咸菜瓮：
“一日三餐，咸菜瓮变戏法似的，总能变出不同的花色品种。两块咸菜头，一壶热烧酒，父亲的脸大红大紫地炫耀，如秋后的高粱晒米。我一年比一年高大，它一年又一年付出。我是咸菜瓮养大的孩子，我身上流出的汗水都是咸的。”（刘学刚：《咸菜瓮》）
    他这样写葵花：
   “去年冬天，我把一个葵盘带回我蜗居的城市，供在我的书房。有一天，三岁的女儿问我，爸爸，等我长大了，你会怎样呢？我会老的，模样就像这个葵盘。爸爸，我不要长大！我不要长大！”（刘学刚：《葵花朵朵》）
这些文字让我觉得踏实，让我在这个秋雨绵延的午后，一次次地想起我们的家园，炊烟覆盖的家园。炊烟覆盖下的家园并不单单是唯美与诗意，更多的时候，炊烟消散，满目疮痍。虽然学刚很少写艰辛的农人，很少写潜伏着的伤痛，他可能更愿意观照，而不愿也或许是不忍于正视。这是抚慰心灵的另一种方式，至于这种抚慰到底有多高的水准，在我看来，这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已经写出了家园潜伏着的真相。一个勇于写出真相的作家，显然值得我们重视。
或许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学刚是一名中学教师。这是个令我尊敬的职业，在我的朋友中，教师，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对从事这个职业的朋友，我总是愿意为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在我看来，教师这个职业和写作这个行当，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相似。也正因此，学刚出书，嘱我写一点文字，我在为他高兴之余，便很不谦虚地答应了下来，毕竟，评论别人，是一件涉嫌虚荣的事。
    但我无意于拔高学刚的散文，亦无力为学刚的散文匆忙作一个“盖棺定论”式的不负责任的定评——这显然不是我说了就算的事——作为一个也在写字的朋友，我更希望学刚能写出更好的文字。准确点说，在学刚的众多散文篇章中，我个人更喜欢一些的，还是他的乡土散文，这些作品让我窥见了学刚的人文精神，以及作为一个写作者最起码的人格与良知。一位已经离世的师长曾这样谆谆教诲过我：“一个没有人格良知的作家，他的作品或许可以轰动一时，但不可能轰动一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应当更多地向学刚兄学习——事实上，我也一直视学刚为兄长，尽管我们相识于虚幻的网络，尽管我们一直无缘谋面——他让我觉得，我们的家园，虽然久被炊烟覆盖，但总有一些温暖的风，艰难地掀开蒙蔽的炊烟，从而让我重新得见，那些令我黯然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