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

    作为一个文字爱好者，我写过不少东西，却一直没为自己的爹娘写过任何文字。究其原因，或许总觉得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也或许是因为自己还很年轻，每天生活都有无数的美好，因此无暇去回忆过去，也或许因为内心深处对爹娘的感情太复杂，既敬畏又热爱，但也莫名掺杂着一点点恨意，总之，多年来每次想梳理一下思绪，写一点关于爹娘的文字，却又总是搁笔慨叹，或泪流不已……       

    我爹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了，我看过他的一些证件，老爹是一九二六年八月出生的。我爹兄弟四个还有一个小妹妹，我爹排行老二，老家人都尊称他为“二爷爷”。我爹小时候正逢乱世，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社会，民不聊生。眼看一家人吃不上饭，我爷爷就跟着人家去“闯关东”，想为家人谋点好生活，一去却杳无讯息，死在了东北。家里就剩下一个寡妇带着五个年幼的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小姑和小叔经常饿得哇哇大哭，万般无奈之下，我奶奶一咬牙心一横，就怀抱着我小姑，拖拉着我父亲兄弟四个沿街乞讨，受尽了饥饿的折磨和痛楚。
    在要饭的过程当中，十四岁的我爹参加了共产党的组织，并在他十九岁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为共产党做了什么工作我不太了解，因为他生前从来没对我们提及这些。只是多年以前回老家为父亲上坟，才听同村和父亲同龄的老辈人说起我爹。说那时候国民党驻扎在昌邑地区的“四纵队”曾经通缉抓捕过我爹，我爹便不敢回家，就整天躲在村子外面的野地里。我小脚的奶奶就怀揣着菜团子或者窝窝头，提了一个破水罐子趁着夜黑偷偷的去给我爹送饭。
    后来全国解放了，苦日子终于熬出了头。我爹也分配在了农业银行工作。曾看过父亲年轻时候的相片，浓眉大眼，中等身材，应该属于美男子系列。但是一是因为建国以前忙于革命，二是因为家里人多太贫困，因此我爹虽然长得仪表堂堂，但也仍然耽误了找媳妇。后来我爹的大嫂子，也就是我的大娘，就把她仓街姚家郜娘家的一个玩伴说给了我爹，这个人就是我娘。我爹虽然比我娘大七岁，但在那个年代属于很正常，我娘觉得我爹家里虽然很穷，但觉得我爹心眼好，有正式工作，也是国家干部，就答应了我大娘，同意嫁给我爹。
     一九五二年，我爹戴着礼帽穿着长袍马褂，骑着高头大马（这些都是借来的），抬着花轿去娶我娘。回来走到中途就被人拦截住了，估计当时是共产党的纠察组织，说是新社会新风尚，新事新办，结婚也要从简，不兴旧社会骑马坐轿那套东西。我爹和他们多次交涉无果，只得下马脱了长袍马褂，换上了中山装，临时现借了一辆自行车，才把我娘驮回侯家坡。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小插曲为我爹我娘日后的婚姻生活埋下了阴影，老两口脾气一直不大对付。我爹是那种嫉恶如仇、性情刚烈的男人，做人很义气也很热诚，喜欢打抱不平乐于助人，笑起来很爽朗，是仿佛那种能把屋顶都震倒的开怀大笑。我娘生于一九三三年，年轻时候上过“识字班”，母亲属于那种心灵手巧、能言善辩的人，自己能看书写字，她那个年纪的女人很多都是文盲，而母亲在当时就已经算是“才女”了。母亲从小就没娘，“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所以她从小就学做得一手好纸活，蒸得一手花馒头，还会做衣服。我们老家村子里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丧事，母亲都会被人请去帮忙。母亲也总是很热心尽力去给别人帮忙，因此有时候也经常疏漏了我们姐妹。我爹我娘在村子里都是比较有威信的人，都喜欢热心帮助别人，因此村里人都很尊敬他们，加之本身辈分高，因此就被人尊称为“二爷爷”、“二奶奶”。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我爹一直有着一种非常敬畏的心理，不愿意和他亲近。也许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代沟”吧，毕竟我是爹娘的“老生女”，我娘生我的时候正好四十岁，而我爹却是四十七岁了。我爹平时很严肃，对我姐妹四个也很严厉，对外人却一直很和蔼。但村子里顽皮的小孩子、桀骜不驯的年轻人见了我爹却都很害怕，往往都很敬畏地站住，赶快喊声“二爷爷”，然后等我爹走过以后，才敢走开。记得小时候村子里有所废弃的学校叫侯家坡联中，好几排平房，无人看护。村子里调皮的小孩子就去那里偷东西或者砸碎玻璃玩儿。有一次他们在砸玻璃的时候恰好被路过的我爹看见了，我爹很严厉地训斥了他们。结果有一个领头的小孩子不服气，骂骂咧咧地说我爹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我爹怒不可遏，就踢了那个孩子屁股一脚。末了，还带着那个孩子去找他的家长。家长听完我爹的诉说后也很生气，当着我爹的面就又打了那个孩子几巴掌，并告诉他要听二爷爷的话。我娘听说这件事后，骂我爹不懂事，整天多管闲事尽得罪人，我爹就闷着头不说话。我小时候经常因为这些事情而被小朋友冷落，因此小小的心里，暗地里总是埋怨我爹光知道得罪人，不知道为自己的孩子着想。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爹分配去了下营镇农业银行做主任。离家有七八十里地，比起以往的工作地，算是离家比较近的了，我对父亲的记忆也就大多从那时候开始。他每半个月回家一趟，有时候会用他那辆黑色的大金鹿车子载着我和三姐姐去下营镇。当时下营镇在全县属于比较繁华的乡镇，文明程度比较高。在我老家还点煤油灯的时候，下营就已经有了电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电灯，非常好奇，每次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就抢着去开灯。我偷偷开开又关上，关上又拉开，看电灯明明灭灭，感觉特别神奇也很开心。
    父亲很是勤劳，利用下班时间在下营银行大院的空地上开辟了一大块菜地，种上了好多畦青菜。印象里有紫色的茄子，碧绿的芹菜辣椒、鲜红的西红柿、还有脆生生的黄瓜，和白嫩的芸豆……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给伙房的，每当我爹的同事回城探亲的时候，我爹就用一个竹编的菜篮子采摘上满满一篮子青菜送给同事，让他们带回去和家人改善伙食。有时候篮子送回来的时候，偶尔会有个苹果或者几片点心，我爹坚决不要，被对方更坚决的要求收下，说是给我和姐姐小孩子吃的，我爹推辞不过才勉强收下。
    我小时候走路是外八字，很难看也不文雅。我爹多次纠正。我仍然是积习难改。父亲就在后面盯着我走，我开始走还拿捏着走好，可走着走着就忘记了。父亲就大声训斥，又一次父亲可能气不过突然在后面踢我一脚，气得我大哭，但后来走路外八字的毛病在下营镇住了一个月后竟然慢慢改掉了。为此我娘和姐姐常常揶揄我，说我是不挨打不知道悔改。
     因为我爹是建国以前的老革命，离休后可以让一个孩子接班，于是在一九八零年，五十五岁的我爹光荣离休，让我十六岁的二姐姐接替他进了农业银行上班，用当时的话讲就是捧上了“铁饭碗”。我爹离休后没能捞着休息，就马上被农业银行返聘回单位，在离家二里地的密埠店农业银行储蓄所上班做信贷员。这个信贷员的工作我爹一直干到九零年他离世前。
    八零年到九零年的十年间，有一多半的时间我爹是在老家的老屋里住的，后来村子里通路拆迁，我爹才搬到了新房子的南屋和我们一起生活。我对父亲性情才更多了些了解。我爹事母极孝，对奶奶非常好。奶奶八十多了，身体不好，经常大小便失禁。我爹他们兄弟四个轮流伺候我奶奶，大爷和四叔对奶奶一般，让奶奶住偏房。在三叔家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却让奶奶住到了牛屋里。三叔家在牛屋里靠墙边用门板搭了一个临时的铺，下面铺着豆秸，上面铺着单薄的褥子，奶奶就蜷缩在那里发抖。后来被我爹知道了，我爹大发雷霆，找到了三叔三婶严加训斥，三叔才把奶奶挪到了最里面的火炕上。但因为离锅灶远不生火还是不太暖和，但毕竟是正房，比牛屋是暖和了多得多。奶奶在他们家住得不舒服，因此她常常希望是到我家。每次接奶奶来的时候，我爹都用小推车推着我奶奶，奶奶坐一边，她的行李放一边。奶奶在我家是住正房的火炕上，我爹每天都把火炕烧得热热的，就是担心奶奶怕冷。奶奶在我家也是单独在炕上吃，我娘或者我爹都是把最好的菜先端给奶奶，有时候还给奶奶单独做点荤菜，我和三姐姐看得直咽口水，就趁爹娘不注意，偷偷去看奶奶吃，我俩趴在炕沿上，目不转睛的盯着奶奶的嘴，看她没牙的嘴一动一动，直到那肉咽下去，我俩的口水也咽下去。奶奶眼神不好，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我俩，只顾自己大嚼，从来也不分给我和姐姐一点点。当时还觉得奶奶很小气，现在想想真是自己不懂事，很为自己的孩子气脸红。
    奶奶年纪越来越老，到后来双目失明，好像也有些糊涂了。有时候把自己的大便抓起来就乱扔，给大伯和叔叔们抹了一墙，甚至还从墙上的灯窝里把大便扔到了三叔家的灶台上。人们都说是奶奶年纪大了糊涂了，我和姐姐们常常很奇怪：“奶奶在我家，怎么就从来没抹大便到我家的墙上呢？”我问我爹我娘：“奶奶是真的糊涂了吗？”我爹我娘就很生气地说：“小孩子，不懂事！一边儿玩去！”后来才慢慢明白，其实我奶奶并没真糊涂。
     我爹一生也很节俭，对于自己甚至到了吝啬的地步。记得他有一双袜子，补丁摞补丁，后来被我娘扔了，他又捡回来，洗干净了又缝补好继续穿。连续好几年过新年都不穿新衣服，也不让我娘给他做。他有两身中山装，一身深灰，一身浅灰，春夏秋冬轮换着穿了好几年。我娘实在看不过眼，嫌他出门走亲丢人，就偷偷给他做了一身新的。他一直没怎么穿，只是在走亲或有大事情的时候才穿。他常常对我们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句话，一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爹的饮食也是极其简单，常年吃素，很少见荤腥。由于小时候要过饭吃过苦，所以他对粮食非常珍惜，即使最简单最普通的饮食他也吃得很开心。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是严禁说笑的，因为我爹说吃饭是最大的享受，所以不能说话。我爹常常说要感激老天爷给你饭吃，要感激太平社会感激共产党能让你过好日子。其实因为我爹在外工作有工资收入可以补贴家用，所以我家的生活条件在当时的村子里应该算是最好的。别人家还在吃地瓜干和玉米饼子的时候，我家就已经吃玉米面和白面混合蒸的那种馒头了。等到他们吃混合面馒头的时候，我家就已经吃纯白面的馒头了，所以我从小对饥饿就没有什么印象，反而有一种优越感。对于我爹说有一次去讨饭，看到一户富人家的看门狗在吃剩饭的时候，他的眼都饿得发直。要不是大爷拖着他走，他说不定会去和狗抢食了。我只当是听笑话，却完全不知道体会我爹吃过的苦。

     还记得有一次我家吃米饭，我娘用肉丝白菜葱花爆锅焖的白米饭，在当时村里算是最好吃的主食了。我吃了一大碗，然后去院子里踢毽子玩儿。父亲叫着我的乳名，我赶忙跑回屋子里。我爹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用筷子轻轻地敲了敲我的饭碗，我仔细一看，原来碗里还有五六个米粒。我心里就明白了，在父亲严厉地目光里，我看到了无声的责备。我赶紧端起碗，用筷子扒拉干净了剩下的那五六个米粒。这个场景我一辈子都记得，也让我从小养成了吃饭节俭不浪费的习惯。

    那时候父亲很喜欢吃豆腐，每次村子里有走乡串巷的货郎推着豆腐车子，敲着梆子沿街叫卖豆腐，人们就指着我家的大门说：“那家人好吃豆腐，去他家卖去！”父亲听了只是一笑，不以为然，我娘听了却很生气，以为人家那是对我家和我爹的调侃。

    我爹我娘脾气不和，一辈子打打闹闹。记得小时候家里养过一头猪，我和三姐姐经常去割猪草喂它。好不容易养到二百多斤，却不料一场猪瘟病死了。村子里来了个收死猪的人，打算收买我家的死猪。我娘想卖了多少换一点钱贴补家用，我爹却坚决不同意卖，认为卖死猪坑人害人，伤天害理。我娘气得大哭，两个人在院子里谁也不让谁地吵架，惊动了四邻来劝架。最后那头死猪到底也没卖，被父亲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挖了个深坑深埋了。本来只是碗口粗的小梧桐树，不两年就长得我一个人抱也抱不过来，大概也是因了那头猪的关系。成年后每次回老家扫墓，看到那棵浓荫遮盖了大半个院子的大梧桐，都会想起来我爹那斩钉截铁的声音：“不能卖！不能卖！不能卖了坑人！伤天害理的事我不干！” 
     我爹在密埠店农行储蓄所干了十年，一直都兢兢业业，热心帮助别人，却从来不吃请不收礼。只要是认真干事的人，如果真有困难，即使自己不来，他听说后甚至主动去问人家贷款不。记得有一年夏天，我村临近的那个村子郭家道口有个打渔的人，找我爹贷款买了条小船在胶莱河上打渔。后来来还款的时候，给我爹提了几条鲫鱼，用草绳子串着鱼鳃，大小不等，一看就是自己打的鱼。我父亲拒绝了，把那人送出门后，我爹就进屋了。那个打鱼人却偷偷地回来了，把鱼放在了我家的大门口，大喊了一声就跑了，赤脚跑得还飞快。我和小伙伴在胡同里踢毽子，看到后告诉了我爹。我爹说：“你看看这个孩子！”急忙提着鱼骑着车子去追那个打鱼人，好久才回来。回来时候满头大汗，脸上挂着笑容，手里却是空的。我当时觉得我爹太迂腐了，不就是自己打的几条鱼吗？值得这么个大热天去追吗？我爹眼一瞪，说：“你小孩子知道什么？！国家给我发工资，要人家的鱼干什么！”
    我爹在储蓄所工作的时候，他们所里出了一个大事。所里的主任经常挪用公款，我父亲觉察后，就劝他不要那么干，结果主任不听。后来我爹就以自己年龄大了为由辞职了。一年后，东窗事发，主任被查处收监，其余几个人或开除或处分，只有我爹一个人没受任何影响。银行又让我爹继续当信贷员，一直干到我爹病逝前。
    九零年春节，我爹胃部不舒服。我二姐姐就带他到仓街乡医院看病，医生建议去县医院。去县医院检查后，医生怀疑是肿瘤，没敢告诉我爹。偷偷要我姐姐带我爹去潍坊人民医院再确诊一下。后来在潍坊确诊是胃癌并已经转移到肝部，在潍坊肿瘤医院住院进行保守治疗。因为我爹是建国以前的离休老干部，按照当时的干部待遇，可以给我爹安排特护。但我爹坚决不同意要特护，说不想给国家给银行添些负担。前去探望的银行行长听了很感动，就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同在农业银行上班的二姐姐、三姐姐轮流看护我爹，姐姐们的工资照发。
    住了两个月医院后，可能是我爹预感到自己的病情，就又坚决要求出院。回到家四个月后，父亲于一九九零年阴历五月十九日辞世，终年六十五岁。那天大雨滂沱，仿佛天公为之感泣，全村的男女老少和邻近几个村子里受过父亲恩惠的人以及父亲的好友和银行的领导冒雨为父亲送行，人群密密麻麻地站满了院子和整个大街。在泪眼朦胧中父亲的遗体被抬上灵车，人群自觉分立两边目送父亲。此时大雨倾盆，乡下的道路泥泞难行，灵车车轮打滑不前，全村的青壮年几乎是在雨地里推着灵车走了二里地才走到了快接近邻村搭连营的沙子路上。那一幕是我心里永远的痛，也是我心里永远的感动……
    至今写到这里，我仍然禁不住热泪盈眶，我为我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之所以写下这篇凌乱的文字，并不是刻意为我爹树碑立传，我只是想作为一个女儿，来怀念我自己的父亲，也是为了了我自己心中的夙愿，再就是告诉我自己的女儿：她的姥爷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中国共产党员！尽管现在我的女儿年幼，未必会真正读懂这些，但我期望她长大以后，也会像她姥爷那样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正直善良，懂得帮助他人的人！
    爹！我敬爱的父亲！愿您安息！您的女儿永远怀念您！

                                                       庚寅年大寒后一日泣笔于枕石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