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古代的官员到一方任职，面对人生地不熟的局面，按惯例必须雇用几位私人跟班（俗称长随），以应对和监督一班精通各种关节，操持当地政务的六房书吏和四班衙役，以防被人“架空”（俗称抬死驴）。一旦被人“抬了死驴”，这官也就成了受人牵制的傀儡，当的没多大意思了。官员在任职期间，对内，要依赖长随对书吏和衙役形成监督和牵制，对外．要靠着长随建立和编织关系网络，执掌印信，处理机要，可谓是须臾离不开的心腹。其重要性，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贴身秘书或是办公室主任一类的人物。可说到底，位置再重要，也不过是领导的下属，理应对上级怀有起码的敬畏之心。反之，就显得有些不正常了。但是天底下的事情往往是无奇不有，纪晓岚就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讲过一则官员惧怕长随的故事。
“州县官长随，姓名籍贯皆无一定。”原因非常简单：为州县领导当一任长随，无论如何也要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跟着借点光，揩点油，在正常的工资收入之外再弄点银子花花，否则岂不成了傻瓜！而吃碗外的饭，或多或少总要违法乱纪，偷偷摸摸地“干活”，绝不能被领导发觉。一旦事情败露，迫于公论，领导是不太可能为了一个长随而冒险搭上自己的政治前途的，必定会采取“弃卒保帅”的政治策略，到时背个处分什么的倒是小事，说不定会倒霉透顶，遇上“挥泪斩马谡”那样的厄运，蹲上几年劳改，甚至被枪毙掉也未可知，那可就算不着帐了呢。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先见之明，”所以才“姓名籍贯皆无一定”。反正当时的公安局尚未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更做不到网上通缉这样令人心惊肉跳的追查方式，一旦漏了馅儿就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金蝉脱壳”一走了之，任你领导有天大的本事，上哪儿找洒家去！
纪晓岚的父亲因曾任云南姚安知府，所以被人尊称为姚安公。他在京期间，曾经见到过房师陈石窗公有一名长随．自称是山东人，名字叫做朱文。可没过多长时间，竟然又在即将赴任南京高淳县令的梁润堂公家里见到这名长随。再问其籍贯姓名，这个人却自称是河南人，名字叫做李定。看得出来，梁润堂对这个人非同寻常的器重和信任。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主仆家眷准备动身启程到南京赴任的时候，这位“改头换面”成河南李定的“办公室主任”却突然患了一种怪病。于是，梁润堂竟然亲自登门，拜托姚安公这位好哥们儿暂时将病人留在纪府中治疗将养，并恳切叮咛嘱托，什么时候这怪病痊愈，一定要马上赶到南京高淳县，可不敢耽误了县里的工作。作为一位堂堂大清国的县级主要领导，人家梁润堂关心下属真算是到了家了。
啊呀，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位“李主任”得的这病不仅是怪，而且是一种要命的不治之症。其症状是：从双脚的脚趾开始，一寸一寸地循着肢体往上溃烂，最后“至胸膈穿漏而死，”端地是惨不忍睹，任你灵丹妙药用尽，都恰似泼在石头上一般，那钱真是花老鼻子了，却终究也无力回天。
话说那“李主任”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之后，姚安公的警卫秘书等随员们帮着整理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巴掌大的小册子，里面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记录着曾经跟随过十七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工作期间发生的一些“吓人”的内容：“每官皆疏其阴事，详载某时某地，某人与闻，某人旁睹，以及往来书札，谳断案牍，无一不备录。”
其同行之辈有听说这件事的，进一步揭发说：“你们哪里知道，他已经胁迫过好几位领导了。他的美女老婆是怎么来的？原先曾是一位领导家里的保姆哩，被他看上后拐跑，这简直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一样的大逆不道啊。临走之前还留下一封信在桌子上，不知道里面写了些什么东西，领导看了以后竟然哑口无言，连追也不敢追了。现在得了这种病而惨死，难道不是报应吗？”
霍易书老先生有些激动地说：“这种人依人门户，本就是为了营私舞弊而来的。譬如有人养鹰，就不能斥责它偷吃粮食，因为鹰的天性就是这样子，你养鹰的动机不就在于它能帮你捕猎吗？如果因为欣赏这种人某些方面便捷能干，就把他视为心腹耳目，将所有的机密之事都托付给他，‘未有不倒持干戈，授人以柄者。’这种人本性如此，不值得责备。叫我评论的话，我觉得责任在于那十七名用人轻信的领导干部。”
姚安公听了以上的两番话，颇不以为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霍先生所说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没有把问题发生的真正原因完全说到根子上。试想，假如这十七名官员没有任何的“阴事”可书，就算那个人衣兜里天天揣着纸和笔，又能把人怎么样呢？”
佛经有云：菩萨畏因，众生畏果。智者的思想总是闪烁着哲理的光辉。有的官员为何会本末倒置惧怕起了长随？就是因为做下了见不得天日的“阴事，”被长随抓住了小辫子，这才面对本该令人火冒三丈的“黑吃黑”行为一筹莫展。姚安公的话其实语重心长，言简意赅：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难道不是个很简单的因果关系吗！
鬼叫门都不怕了，还会怕什么长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