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姜泊“五大功”不但是善于经营烧锅、油坊、百货商场、昌邑丝绸的工商世家，更是闻名全国的金融世家。清末，他们在东北开办的功成玉钱庄是我国四大钱庄之一，伪满功成银行是东北私营金融业巨擘。“五大功”家族的金融网点分布于东北及省内外各大中城市、口岸，范围涵盖了大半个中国，其雄厚的金融资本，对发展我国“丝绸之路”、开拓“近代海上丝绸之路”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功成当
清嘉庆年间，姜泊姜汝顺、姜汝孝兄弟为生活所迫，远赴吉林榆树县谋生，几年后，与其子侄所创立的“五大功”以经营百货店、烧锅、油坊、当铺起家，当铺的名称叫功成当，掌柜的就是“五大功”的长支之长姜濯[zhuó] ，后有儿子姜树人继任。1993版《榆树县志》记载：“榆树县金融活动，最早以典当、放货形式出现，县城功成当开设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1913年后，县城才先后开设了德茂当、福泰当、庆丰当、德泉当。”可见，“五大功”开设的功成当比其他几家当铺早了大半个世纪。
功成当投资不大，雇员较少，费用较低，但生意只有赚钱，没有赔本。当铺付出的价钱仅为货值的20%到50%左右。若是当户到期无力还款，当品成为死当，便可归当铺所有，继续用来赚钱生财。作为当品的东西十分丰富，较为贵重的有金银首饰、字画、古玩，其他类有衣服、金属器皿、被褥、玩具等。
功成玉钱庄
道光十五年（1835），姜家将吉林财神庙胡同的敦成银号兑下，以资本40万吊成立功成玉钱庄（又称银号、票号）。“功成”，意为功成名就；“玉”，为钱源之宝，地址就在吉林西关翠花胡同东口接近辘轳把街处，有一个不大的门，院子窄而长，营业室仅有几间平房。钱庄聘用吉林天赐公银号的祖郁周为主事掌柜，开展了金融汇兑、代理买卖货币等业务。清光绪十五年（1889）8月，吉林功成玉钱庄投资16500两白银，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至1911年，资本金达到30万两。光绪末年，吉林城钱庄已是‘七七相望’，以功成玉势力最大，成为吉林旧金融界之翘楚。
道光二十年年（1840）,“五大功”家族在长春开办功成玉分号，地址坐落在长春老商埠三道街的街口处，即今长春市大经路东三道街48号处。一个二十余间的大套院，设门市六间；里面摆着一溜长桌，作为加工打制金属货币的作坊，规模相当大。钱庄起用当年很有经营经验的惠子厚为经理和业务掌柜，副总掌柜是梁质彬和高忠庭，这几位都是当年老长春很有经济势力的人物。1917年，长春功成玉钱庄设立另一家分号，地址在长春市南大街（现工商银行南大路支行，已拆）。
功成玉钱庄（始于光绪十五年1889——1933）掌柜更迭：
掌柜
姜树人（濯子，原名乃绪，字棫山，兼功茂号掌柜）
姜乃绅（汾长子，字书铭，兼泰和号掌柜）
姜其环（乃绅四子，字象五，号潍清、又德信，兼泰和号掌柜）
掌柜：祖郁周
钱庄利用闯关东百姓频繁往关内老家汇钱的时机，大力开展汇兑业务，受益匪浅；同时开展代理买卖货币、存放款贴现、贷款、储蓄等业务。贷款全部采取保人或联保制，不办理抵押业务，以减少风险。
清代以银元为本位货币。1908年，功成玉钱庄设立银炉从事铸造银锭，自制金属币在市场上流通。他们把上海的大元宝融化成当地通用的大翅元宝，每锭可赚到500吊；把铸造的足额银运销京、津、沪等大城市，赚取差价。钱庄还提供化整为零等金融服务，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银炉还有鉴定货币的功能。当时假币充斥市场，有的在铸造银锭时掺上与银子比重差不多的金属锡、铅，外表裹上白银，交易时其真假和纯度人们用肉眼难以辨认，若对方对银钱有怀疑，可拿到炉坊熔化，以定真假。这对净化金融市场、打击投机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
清末，大豆成为欧美粮食市场的热销产品，盛产粮豆的东北区域成为粮豆商品贸易中心。“五大功”所办的钱庄、烧锅、油坊掺入经营活动，呈现出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产业资本三位一体的特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吉林的粮食交易异常活跃，哈尔滨钱粮业已达百余家。“五大功”在哈尔滨道外区的南头道街开设了功成玉粮栈，利用钱庄的雄厚资本为后盾，在所经营的烧锅油坊兼营粮食买卖业务，使其效益达到最大化，资本积累迅速扩大。
由于功成玉钱庄讲求信用，服务周到，深受关内外百姓信赖。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增加，民国初年，在吉林东关、西关增设了两个分号，后于民国六年（1917）在长春，民国九年（1920）在哈尔滨开设分号。此时，总号和分号伙计人数已达200余人。随后根据需要，在东北的沈阳、大连、秦皇岛、四平、公主岭、齐齐哈尔、绥化、双城、宁安、磐石、洮南、敦化、营口、榆树和关内的北京、上海、天津、青岛、烟台、龙口、太原、山海关、济南、乐亭（河北）、昌黎（河北）、太古（山西）、潍县、留守营（秦皇岛）等地建立了办事处或代理处。至1931年，全国17个大中城市均设有分号，业务遍布大半个中国。
丛中啸在《关注民营银行·那些著名的钱庄》（《金融生活》2014.2.21）一文中，把功成玉钱庄称为全国著名的四大钱庄之一，另外三家是山西的日升昌票号、北京的四大恒（恒利、恒和、恒兴、恒源）和上海的浙绍公所。
功成玉钱庄曾为清廷分忧，承担过不少风险。早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沙俄出兵占领长春时，曾动用大量中国民工修筑东清铁路。但因不能按时付足路工的“路饷”，引起路工的反抗，致使工程进度缓慢。为此，由沙俄和法国合股组成的华俄道胜银行向设在长春的清廷通济官钱局发函照，要求以发行的羌贴（即面额为五卢布的俄纸币）来兑冲路工的工饷。此事关系到两国之间货币交易，关系重大，若羌贴大量涌入，势必冲击清政府的官贴，使吉林经济命脉掌握在俄国人手里。朝廷只好命吉林通济官钱局责成永衡官贴局出面解决此事，永衡官贴局总管的茂然说通功成玉钱庄姜老爷子，让它发行银币，羌贴兑换银币后再发给民工，损失则由永衡代补。此办法是一项极具风险的涉外钱币交易。次年6月起，功成玉钱庄便向政府俸饷中借银3万两，在长春开办兑换业务为路工发贴准备金，为清廷解除了燃眉之急。谁知日俄战争爆发后羌贴迅速贬值，损失惨重。但俄人先告状，指责功成玉钱庄掺假致亏，还抓捕了姜老爷子，致使功成玉钱庄险些关庄倒闭。
功成银行
一、困境中崛起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和掠夺下，各地钱庄、票号经营惨淡，几经倒闭。1933年11月9日，伪满洲国政府颁布私人《银行法》，对民营商业金融业强行整顿，规定凡经营存款、贷款，办理票据贴现、汇兑业务者，一律视同银行对待，组织形式为股份制；所有经营者提出申请，重新发给营业执照，不符合条件者限令关闭；未经经济部大臣批准，任何人不得经营金融业务；对新设银行采取严格控制；资本金按城市规模大小，分为4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上四个档次。哈尔滨特别市、新京（长春）、奉天（沈阳）要40万元以上，齐齐哈尔市30万元以上，各县公署驻地20万元以上，其他地方10万元以上……
按其规定，“五大功”以家族成员名义设为大股东，筹得50万元，将功成玉钱庄改为功成玉银行，全名为株式会社功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性质。并设了以姜德信为董张，姜成信、姜绍信、姜宝信、祖赞庭为董事，刘中孚和许玉符为监事的董事会。
1934年，伪满政府将黑龙江、吉林、沈阳三省169家银号强行并成14家，吉林仅剩下功成银行一家。1935年，伪满政府对民营银行进一步施加压力，对批准继续经营的民营银行提出改组、增资探求，凡是个人银行改为股份制，主要办事处改为支行，其余办事处或代理店一律撤销……全东北仅有19家私营银行增资，27家被迫歇业。1938年5月，伪满政府又颁布新法，要求增资到100万元，又有大批银行停业。功成玉银行面对伪满政府的层层加码逆势而上，以求得生存，将吉林、长春、哈尔滨三市的多处房产作为抵押，采取高级雇员（包括“五大功”各个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等）集资的办法，筹得100万元资金，外有50万元公积金，重新登记为功成银行，实力得以大增。
功成银行在经营活动中始终坚持诚实守信，采取稳妥的经营方式，对贷款采取以抵押贷款为主。商家、厂家如因季节变化等原因造成原料积压或商品滞销，可将货物送到功成银行专设的库房抵押，按照原价的六折贷款，期内货物卖出可随时提货；也可全部或分期提货，贷款按日计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如开煤矿、修铁路、建丰满水电站……使关内大批劳工涌入东北。银行抓住关内劳工需向家乡汇款的机遇，大力开展汇兑业务，使业务量激增。1941年，汇兑业务总额高达230余万元，而同年官办的伪中央银行吉林分行、伪中央银行吉林东关分行和伪兴业银行吉林支行三家的汇兑总额为13万元，仅为功成银行的5.6%。
功成银行还利用客户的流动资金拿来做生意赚钱。用东北三省的土特产和昌邑老家产的优质丝绸等货物,建立自己的公司和企业，开办绸缎庄、杂货店、五金行、酱菜店、照相馆、汽水厂等，这些企业的经理和厂长一般由银行高层兼职。
1940年，随着银行业务的进一步扩大，在伪满首都长春设立功成银行总管理处。1942年12月1日，功成银行资本增加到5000万元，分支机构增加到19处，通汇地26处，职员达到600余人。
沈阳市档案馆所存功成银行《康德十一年1日1日至6月30日业务报告书》档案中，详细记录了1944年上半年的经营情况：
1、营业状况
存款总余额达4700余万元，较前期增加600万元，增加14.5%；较去年同期增加1070万元，增加60%。
其中国民储蓄办理总余额达630余万元，较前期增加310万元，增98%；较去年同期增加490余万元，增加342%。
一股放款总余额为2520余万元，较前期增加170余万元，增加7.5%；较去年同期增加520余万元，增加26%。
国内通汇办理额，本期内共9900余万元，较前期增加2110余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5000余万元。
本期营业日款155天。全期业务，步步增强，经营之坚实性，益彰其明。
2、本期利益金32537.58元…… 功成银行对职工生活照顾很好，每天中午全体员工都在岗免费用餐，一般有几个炒菜，冬天是酸菜白肉火锅，伙食很好。每年清明前后，银行老板们坐上骄车，员工和家属乘大客车，利用星期天去郊外踏青（多数是去北陵），银行还为每个员工及家属准备了面包、香肠和汽水等食品。每逢盛夏，有专人手工制作冰淇淋为员工消暑、降温、解渴，这在当时已是令人十分羡慕的事了。银行对老家来股东们也一视同仁，带领他们到各地旅游，令这些生长在农村的股东们大开眼界，他们整日吃喝玩乐，乐不思蜀。有的股东带领家属在此呆上好几年，孩子们则在此读书；不少人在此落户，成为榆树县的永久居民。
(柳疃镇史家庄史鸿瑞家的老宅院）
在柳疃镇的史家庄，有一栋保存比较完好的四合院，百姓俗称“史家大屋”，这就是当年功成银行出资为长春总管理处总经理史鸿瑞盖的住房，现已是第五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主要人事更迭
根据“文革”前家中老人们回忆及有关资料查证，“五大功”功成银行董事长一直由泰和号的董事长兼任，总号及各分号经理大都为河北人。领导机构沿革情况大体汇总如下：
功成玉银行董事长（1934.6——1938.12）：
姜其环（乃绅四子，字象五，号潍清、又德信，兼泰和号董事长）
董事：姜成信姜绍信姜宝信祖赞庭
监事：刘中孚许玉符
功成银行董事长（1938.12——1952.7）：
姜言澍（乃绅孙，其琮长子，兼泰和号董事长）
姜言瀛（乃坤孙，其琮次子，郁文大学毕业，兼泰和号董事长）
姜言洤（其环次子，号溥原、又朴园，燕京大学毕业，兼泰和号董事长）
常务董事： 姜亦泉（号宗廉，宏裕号董事长兼汽水厂总理）
监 察： 毛蕴书 （兼“五大功”功成德杂货总店经理）
董 事： 姜言佐（字辅庭，兼公增号烟台阜丰绸厂经理）
其中1944年：
董事长：刘中孚
常务董事长：姜言洤（后任董事长）
董事：姜言湖 姜宝权 姜亦照 赵仲三
各行、各支行经理：
功成银行总经理：赵声远 惠尚朴 史鸿瑞梁志彬徐琴舫
长春总管理处经理：赵声远 惠子厚 董子长张允庆
长春支行经理：吴孟春 梁宏文
吉林支行经理：郭锡九
天津支行经理：张誉茹
沈阳支行经理：祖荫柏 宋锡霖
（襄理：孙秉学 闫万程）
哈尔滨支行经理：张春堂
四平支行经理：祖荫柏 张允庆 张裕源
左图：董事长姜言洤[坐者]与总经理梁志彬 右图：总经理史鸿瑞 在银行内部，员工对副经理以上职务的领导人称谓从来不称职务，更不可直呼其名，而是称某某大人。方法是在该领导人中保留前两个字，后边加一个大字。比如姓名是李明山，称他为李明大，两个字的名字照常后面加大字。这是因为功成银行是从清代的功成当沿续下来的，虽然历经近百年历史演变，人们仍然保留当年的称谓习惯。
三、分行简介
长春分行
1934年，功成玉钱庄长春分店随总店转为功成玉银行长春分行，1938年12月24日改为功成玉银行长春分行，改制后资金实力增强。伪满后期，吉林功成银行的业务向伪满首都长春倾斜，1940年在新京设立了总管理处，又在大同区东二道街、大和通、四马路增设了支店，其业务种类、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当时长春最大的两家民营银行之一。1943年，日本人收买了功成银行在大马路东三道街的地段，并在此办起了一座工厂。1948年，长春分行歇业。
（长春分行旧址）
1993年，国家教委、体委等四部委在长春大学联合搞科研，市里特批去让代表们去参观功成银行长春分行的地下金库，功成银行长春分行地下金库修的十分牢固，现保存完好，现属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
哈尔滨分行
1920年1月，功成玉钱庄增设哈尔滨分庄，营业期间，经营状况良好。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各地钱庄银号经营萧条，有些相继倒闭。伪政府鉴于一些资金雄厚的私营银号、钱庄仍有保留的必要，于1934年颁布《银行法》(私营银行法），对符合条件的准于登记注册，继续经营。功成玉钱庄被保留下来，并依照《银行法》的规定改为股份制，资本金伪满币达到50万元，总行仍设在吉林。哈尔滨分庄相应改为功成玉银行哈尔滨分行。1938年3月1日，伪私营《银行法》颁布，依法重新登记，功成玉银行改称功成银行。7月再次增加资本，使其达到100万元，另有公积金50万元。
伪政府加强对长春、哈尔滨、沈阳银行的控制，将哈尔滨民营银行裁减到了7家，是大部分银行倒闭。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伪政府强迫私营银行购买国债、社债、参加“共同融资团”，将存款的30%以特有资金名义存入伪满洲中央银行。功成银行哈尔滨分行因为资金流动不足，营业十分萧条。为求生存，只得拆并机构，裁员减薪，节约开支，勉强维持到1945年9月3日抗战胜利。
1947年7月，哈尔滨分行恢复营业，在我东北银行的领导下，开办私营中小工商业融资业务，但经营不理想，从开业到1949年上半年，累计亏损东北币达到2·1亿元。又卖出不动产收入10亿元补充流动资金，维持了一个时期。终因年年亏损，于1951年7月9日申请废业，经哈尔滨市政府政府批准关闭。
沈阳分行
1919年，沈阳成立功成玉钱庄沈阳分庄，地址位于怀远门里沈河路沈阳大街154号、沈阳路西段路北处，有一栋三层小楼，东边与大清银行、四合公银行为邻，有营业所32间，仓库30间。办公大楼一楼是营业厅、二楼是办公室，三楼是会议室。后院小院不大，北屋五间平房，西边两间厨房，东边两间餐厅。距百米的万宝盖胡同11号（后改为正阳里9号）设有银行仓库，有五间青砖小板瓦正房和五间简易红砖灰瓦偏房。后来银行的所有档案皆放此处保存。
（长春总管处经理、四平分行经理张允庆）
（沈阳分行经理宋锡霖）
1934年根据伪《银行法》改名为功成银行沈阳分行，经理祖荫柏。在沈阳金融界中，功成银行沈阳分行的规模不算很大，但它经营灵活，在客户中守信誉，口碑很好，又没有敌伪资本和政治背景，所以各地大小客户往来不断，生意很兴旺。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24日即恢复了营业。1952年7月间功成银行因经营不善歇业。
四、股东及笸箩分银
在沈阳市档案馆存有一份《功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款已缴未缴数目清册》，编号为D8全宗，目录37卷。《清册》中总股份100万股，总股金一亿元。所列股东204名，以姜姓人数最多，共128人，占到股东总数的62.5%，股金的84%；外姓股东76人，占股东总数的37.5%，股金仅占16%。股份最多37600股有三人，超过一万股的24人，都是姜姓股东。各名下有购股、已缴、未缴股款数，入股时只收了一半股款。
董事会12人中有9人是姜姓家族成员 ，外姓3人所占股份不多，从中体现出，功成银行是没有伪满和官方背景的“五大功”家族金融商业财团。
董事会12人持股情况是：
姜朴园 董事长 11100股
徐琴舫 董事兼总经理 3400股
姜在库 董事 24330股
姜在文 董事 16220股
姜在魁 董事 2400股
姜亦堃 董事 24500股
姜楠庭 董事 3940股
姜宗廉 董事 11600股
赵仲三 董事 7500股
姜亦镇 监察 4860股
毛蕴书 监察 450股
姜秋光 监察 4860股
清末邮政汇兑实行之前，功成银行大量存银运回老家分红，常因路途遥远，土匪盛行、关内外交通梗阻而遭遇不测，泰和号就曾遭遇过被强盗一次劫去八大车财物极为惨痛的教训。功成银行老柜上是三年一次为股东分红，老家的股东们收打庄稼刚一结束，便到功成银行银行查账，等待年终分取红利。为了安全，他们只好雇用全副武装的镖车队伍押送银元返回老家。镖车队伍浩浩荡荡来到姜泊，“五大功”各支便早早派人等待。因银元的数量较大，分配时若是每户过秤，十分麻烦。为简化程序，他们直接拿出一个盛粮食的大笸箩，做为分银子的计算单位。按股东大小，每家每户分到的银子数量不等，但一次能分到二、三万两白银视为平常事儿。至今，“五大功”家族用笸箩分银子的盛举一直在昌邑的乡间广泛流传。
历经史、张、姜三姓易主的姜家大湾已经被开发商填平。
旧时打官司离不开金钱。姜家与张家为了争城里的姜家大湾，打了一场时日旷久的官司。由城里四大绅士之一的姜续焘出面，仪仗姜泊“五大功”的家底做后盾，出手异常阔绰。“五大功”家族捐出的银元用大笸箩装着，摆满了大湾后面的大院子，并放出口话，老姜家就是不缺银子，不信官司打不赢。后来，张家从外地寻到康熙年间从史氏家族购买大湾的契约，县长刘毓章才不敢贸然偏袒姜家，只好将大湾判归东隅小学学田使用，官司才最终了解。
五、战争罹难
太平洋战争爆发，伪满政府把整个东北作为扩大战争的后防基地，在经济上采取了严酷的统制政策，对农产品实行“出荷”制度和生产必需品配给制，使整个民族工商业每况愈下，只能在战争夹缝中生存。“五大功”家族所办的烧锅、油坊、百货店成了服务战争的工具：烧锅所产白酒被加工成飞机燃料油，使成本大大增加，根本无利可图；油坊所产豆油、豆饼、豆粕被运往战争前线。对银行业掠夺更加残酷，强迫银行购买伪国债，社债，要求将银行30%流动资金存入伪中央银行。功成银行为了生存，只好采取紧缩措施，得以勉强维持。至1945年日寇投降，东北全境民营银行只剩下了四大家，即“五大功”的功成银行、三江银行（住佳木斯）、商工银行（住沈阳）、益发银行（住长春）。在这四家银行中，伪满当局还要派遣负责人和高级职员进行监督控制，使之成为战争之附庸。
1945年苏军出兵东北，满洲伪政府迅速垮台。苏军把伪满大批的工厂机械开拆运往苏联的同时，各个银行业亦遭遇一次浩劫。据不完全资料获悉，“一次就被掠去功成银行650,000——890.000元”（日本防卫大学教授中山隆志《苏军对东北地区的掠夺》，关东军讲读社选书，45—46页）。当时的100日元等于25美元53美分。华东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盛雷在《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经济接受》记载了功成银行长春分行被掠夺的具体数字：“苏军在长春所劫取伪满中央银行纸币70亿元，功成银行被劫1.380.000元……仓库收存的金银外币、放款抵押品，全被苏军劫去，不给收据。苏军以战利品为借口，收此金融物资存放苏联红军军事银行。”
六、清理善后
1949年以后，五大功所经营的钱庄、银行因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为做好功成银行善后清理工作，总行成立了由董事长姜朴园领导的、会同各分行经理及熟悉业务的资深职工组成的善后委员会。善后委员会分别对下属各单位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清理善后工作，根据国家政策法令，按照国家银行的具体要求进行账目清理、资产盘点、债务支付，欠款追讨，协商青年员工安置等工作。至1954年初，清理善后工作全部结束，功成银行仍有资产46亿元，扣除债务净剩资产10亿多元。“五大功”家族把这些资产全部捐献给了新成立的共和国政府。
（银行歇业时董事长姜朴园填的登记表）
（歇业时沈阳分行经理宋锡霖填的登记表，上盖功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印） 清理善后结束,善后委员会将银行所有档案装了几十个麻袋封存于沈阳分行后院的房内。1966年夏天“文革”期间，居住在这里的功成银行老职工张裕源被抄家、逮捕。事后张裕源将这些惹祸的银行档案全部当废纸卖掉，以免除后患。
中成义钱庄
在县内的丝绸中心柳疃街，“五大功”公增号的姜其琨设立中成义钱庄，其子姜言佶、侄子姜言佐、姜言俊在钱庄任职，姜言俊因账目清楚，字写得好，负责文书会计工作。中成义钱庄与李家抚宁李润芬（“五大功”姜言修之二姐夫）的利源增钱庄是县内上数的两家金融大户，资金约达到10万银元，其余的钱庄则较小，多的资本在万元左右，昌邑城里的仅在2000——5000元之间，有的只能“出桌子”，经营附近村子的业务，或在山会、集市的牲口市、木货市、布货市放款。1915年，他们联系昌邑的15家钱庄，在柳疃成立钱业联合会，并与东北老柜的功成银行和各个分号取得业务联系。
1933年，中成义钱庄在潍县九曲巷开设分号，经理是潍县人。钱庄以自有资金为基础，办理存放钱和汇兑业务，1934年资本为5000元，存款额达到5000元，放宽额达到55000元，汇兑额达到30000元。
上世纪二十年代，钱庄业与丝绸业关系十分紧密，是县内两个最大的商业行业，昌邑钱庄的主要雇主是布商。棉纱除了用于织布的生产活动外，在货币流通中也起到实物货币的作用。战乱期间金融形势变化莫测，棉纱便成为商家存储支付流通的载体，以避免货币贬值带来风险。中成义钱庄兼营钱业和线业，并根据需要，在两业间随时转换。“七·七”事变后，日本倾销棉纱，线庄也改行金融业务，其业务几乎全部转向土布业。因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钱庄开始以积攒、储存黄金保值，黄金成为商业活动的借贷交易标准，1946年，黄金价涨到每两40万元。战乱一起，钱庄交易便不复存在。
“五大功”的“柜屋”
姜泊“五大功”即是善于经营烧锅、油坊、百货商场、昌邑丝绸的工商世家，又是闻名全国的金融世家，民国初年成为昌邑首富。为贩卖昌邑丝绸，“五大功”在老家十字大街处及各个经营点，都设有“柜屋”。“柜屋”即是接待室，也是个小的钱庄，常年雇佣算账能手担任掌柜，负责与外界的一切业务往来，柳疃大集、东冢大集的银子市场经常有他们的身影。小小的“柜屋”与他们在全国各个大中城市及口岸设立的功成银行各个支店、出张所、通汇地，钱庄，丝绸贸易货栈等密切联系，构成了覆盖大半个中国的金融业务网络，许多闯南洋、下北洋出国贩卖丝绸的，在这里取得所需资金，为我国“近代海上丝绸之路”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其功不可没。
（姜在亮写于 2017.11.25日）
作者附记：今年8月间，沈阳博物馆高峰研究员为了解功成银行一事，满怀信心来到昌邑市档案馆等单位查找资料。令他错愕的是，整过昌邑市竟然对全国著名的姜泊“五大功”功成银行只字未存！他一无所获，只好悻悻而归。后来,他寻根辗转北京，找到了定居北京的功成银行董事长姜朴园的后人，但因年代久远，收获甚微。经他们介绍又联系到我本人，问题才搞出点眉目。我对姜泊“五大功”史料搜集凡四十年，退休后整理出近二十万字的《姜泊“五大功”资料汇编》，去年姜泊办村史馆派上了用场。为了进一步搞好省级传统村落姜泊村的文化旅游，我把历年来珍藏的部分史料分别整理出来，寄给贵刊登载，以期进一步扩大宣传，为文化昌邑建设贡献点微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