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乡昌邑这片人烟,据地方志和家谱记载,祖上多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四川成都府迁过来的。中途不知什么原因,要在山西省洪洞县的一棵大槐树下做短暂停留和集结,虽说那只能算个中转站或集散地,但可是了不得,大概因为近几年洪洞经常举办个寻根祭祖之类的活动,家乡便有好事者也跟着凑热闹似地念叨:要问老家是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不能排除也真有发源于斯的人,反正从面上来讲,我始终不大相信这种不经考证的说法。我的论据之一便是:至今我们家乡方圆百里范围内的老人,百年之后过世,为祖灵指路的孝子,还是要在发丧的仪式上郑重其事地声泪俱下,指引老人乘着牛车或马车魂归故土上西南。从地图上看,四川成都才是现在家乡的西南方向,而山西洪洞则不是,因为那个地方处在正西甚至偏西北一些的方向,没有哪一个孝子会昏愦到让操劳一生的老人在魂归故土这样的原则问题上乱了方向,这是几百年来留下的老规矩和风俗。只知道京剧《苏三起解》中的一段故事好象就发生在那里。
我祖辈居住的这个村庄,村名叫做刘家车道。而同样依姓氏叫做某某车道的村庄,在潍河河道以西,从南往北数数就有五个,都在一条直线上,且相距并不甚远。这就让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积祖流传下来的那个说法是生动的:数百年前,我们的祖先乘坐一挂又一挂笨重却又彰现当时经济实力的牛车,满载妻儿老小,辗转万里之遥,从四川中部富庶的成都平原来到渤海滩头的昌潍平原,从鱼米之乡转换到鱼盐之乡,依傍官道车辙立村,一定也是族中高人费尽心机侦查思忖又公关,官府才给予关照,选择了这块旺气蒸腾的宝地吧?
大明王朝立国之初,山东一带因为兵连祸结,瘟疫流行,原住民早已十室九空。直到朱元璋大举迁民后,这里才又有了人烟,鸡犬之声相闻,人民繁衍生息。潍河入海口附近的这块热土,因为与隔海相望的辽东半岛抵角形成锁钥京津之势,显然属于战略要地,所以也就成为有史以来的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自古以来,由这里鼓帆扬楫漂洋过海的人们,几乎都是因为海潮、战乱等天灾人祸才背井离乡走出去的。他们将海峡以北那个未知的世界称作海北,海峡以南这片难以割舍的田园称为海南老家。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还经常在大连市区或是旅顺口区某处老年人聚堆的街头巷尾,不经意间就会听到此起彼伏的纯正乡音,令我这个当时的海军战士如痴如醉到流连忘返。有一次竟在异乡亲切的乡音里站立到军港内熄灯号吹响,才恋恋不舍地蹿回到军舰停靠的码头。
关于海啸,前几年曾在电视新闻中见识过,发生于东南亚风景如画的印度尼西亚沿海,是比洪水猛兽还要恐怖的一种巨大自然灾害。说不上是什么年代,家乡北部沿海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海啸。至今老人们传说,现在的大片改作盐田虾池的海滩上,曾矗立过一个县级行政区域,地名唤做白沙县。关于这个家乡人茶余饭后盛传被海啸吞噬的古老县制,至今没有在任何史料或者资料上见过只言片语的记载。但是幼年时,正逢峡山水库灌溉工程惠及北海滩,其时家乡人引来淡水压碱种水稻获得成功,我倒是亲眼见到过家族中一位堂嫂,插秧时曾在水田里意外捡拾到一锭圆锞(即银元宝),底座上清晰地打印着这么几个老体汉字:白沙县制官银壹两。那时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基本等于零,后来听说那位堂嫂将这锭官银送到银行换了现钞,为即将出嫁的女儿买回一架座钟当了嫁妆。至于海潮,近代以来有史为证的记载不胜枚举。仅清朝到民国几百年时间,就发生过数十次。而每次海潮过后,十几万亩沃野良田最少三年内是不能耕种的,难以想象有多少不幸的百姓因此流离失所,望家园而兴叹。直到乾隆年间,官府才调集了莱州府七个县的民工,耗时近四个月,仓促兴建了一条六华里长的拦海大坝。谁知两场海潮过后,便被冲刷得溃不成军,至今可见残迹,像一条被断成数截的死蛇,蜿蜒腐烂在一望无际的北海滩上,丑陋地诉说着当时贪官污吏的厚颜无耻。
建国以后的数十年间,历届人民政府带领勤劳质朴的家乡父老,大兴鱼盐之利,在日益改善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为彻底驯服桀骜不驯的海潮,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分期启动了拦海大坝兴建工程。如今,家乡长达35公里的海岸线上,已巍然耸立着一道堪称为海岸长城的石砌海岸长堤,任堤外涛飞浪卷,却难逾长城一步,忠诚而又伟岸地守护着五十多万安居乐业的士农工商……也就是从那时起,沿海那片85.3万平方公里的银色滩涂才真心实意地变成家乡人形容为取之不尽的聚宝盆。仅从我有了记忆的三十多年时间,我就先后在这片浩瀚的土地上目睹过水平如镜、鱼翔浅底的沿海稻田和海涛一样随风翻滚的稻浪,真是比“喜看稻菽千重浪”中伟人笔下那种不凡的意境还要壮观!再后来,人们觉得种稻子并不过瘾,这里又铺天盖地变成对虾养殖基地,产量一度占据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对虾市场,且走出国门跃上外国人的餐桌。现在再逛北海滩,则需驱车才算科学……笔直而平坦的柏油路,一直延伸到海堤,呈棋盘网格状南北相连东西相通。而阡陌交织的盐田就壮观而有序地分布在这个巨大棋盘的网格里。波光粼粼的卤水池内,你或许会听到水晶般透明的盐粒子在阳光下唱着歌儿结晶!数年前赴京公干,曾路过河北盐山县,也曾到过江苏盐城。这两处与盐有关的地名也许因为我停留时间过短,并没有直观地发觉多少与盐有关的什么印象。但是你如果真的有机会驱车到我们的北海滩上转几天,你一定会知道什么才能称得上是盐山和盐城。在这里,我并没有提到同样蓬勃发展起来的盐业化工产业。因为个别企业在不适合晒盐的季节,却照样抽取并非“用之不竭”的地下卤水资源,提取溴素后,宝贵的卤水却白白地流向大海,既造成浪费,又影响了海洋生态。但愿这只是工业文明时代一个白驹过隙般短暂的过渡吧,我多次在心里做这样的自我安慰。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提到海滩就不能不说说海产。靠海生活的人们大都知道,哪里靠近江河入海口,哪里的海产品就天生出一种别具一格的风味,生得格外肥硕鲜美。这大概是因为淡海水混合处浮游生物的多样化,为鱼虾蟹贝们提供了一个异常特殊的食物链条吧,总之是与远海深海并不一样。渤海是一个海湾,亿万年来的降雨及河流携带大量土壤入海,逐年沉积,所以地势低矮的海南沿岸竟是一个泥底,绝不同于黄海等海滩拥有或白或黄的沙滩,这就更为蟹贝等海底生物提供了无穷无尽的“采地”。政策开放之后,来昌邑经商办企业的外地朋友多了,昌邑美食在外面渐渐有了名声,但他们认为知名的莫过于对虾、银鱼、纹蛤、(海)蛰头、鲈子鱼和梭子蟹等等。最尊贵的客人来了,也不过是端上一盘“塌米鱼”。说起塌米鱼,肉质细腻等优点暂且不提,它是比目鱼科属的一种,原先并没有什么名气。因在海底生活,生得很薄,形状又像鞋底,所以当地人干脆叫它“鞋底鱼”、“鞋垫子”等等,名称相当不雅。还是侵华的日本鬼子来了之后,在北部设了据点,吃好了这种鱼,就逼着汉奸去集上“弄”。却又叫不上名字,一急之下就双手比划着结结巴巴地训斥做饭的汉奸:塌塌米,塌塌米鱼!汉奸一听便明白了:日本人睡觉的垫子就是那么薄,连颜色都象,特别是鱼背部的鳞片,更是像极了塌塌米编织而成的花纹。所以事后就嘲笑小日本鬼子在中国人鞋垫子上睡觉等等。本是一种嘲笑,却越传越广,日子长了竟叫成了塌米鱼。其实,只要是好吃的东西,不光人喜欢,魔鬼野兽也都喜欢。至于叫什么,管它呢!这就是家乡人的一种豁达吧,不知道日本人知道了会不会脸红。 说着说着,就差点跑了题,谁叫家乡的物产原本如此丰富呢?其实真正的“昌邑通”来了,会向主人点一道菜:咸蟹子。蟹子就是北海产的梭子蟹,最肥的季节当是在农历八月十五前后。渔民拿(捕获的意思)上来,最肥的份量能达到一市斤左右,放在手里掂掂煞是喜人。最通常的吃法就是蒸煮,揭开盖子看到的并不是普通的那种蟹黄,而是顶盖肥的像石榴籽那般红艳饱满的“石榴黄”。这种海蟹除了北海,用家乡人的话说就是,全国各地产得都称不上蟹子,青壮年汉子费劲吃上一个也会打饱嗝。至于江南人津津乐道的所谓“大闸蟹”,就是家乡人俗称的那种毛蟹,生在淡水河汊子里,一到秋后割了豆子就上岸乱蹿,多得是。早年间一到晚上,大人们就得嘱咐孩子穿了鞋子上街,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踩上毛蟹,让它夹了或扎了,家乡人是根本不屑一顾的,更别说是吃了。说句不中听的话,那时,家乡人都是捉了以后,用呱嗒(农人用来拍打作物穗子收取粮食的一种木制工具)拍碎了喂肥猪。
北海梭子蟹在七十年代中期我记事的时候,大概是两毛一个论只卖,但其时却没几个人舍得吃。因为缺粮,晚上赶“水节”(退潮时分)拿了以后,直接推着小车儿跋涉近二百里到南部山区换成地瓜干贴补家用,一个蟹就可以换两斤多瓜干。几多辛酸,可家乡人总能从中榨出点幽默来。我年近七旬的父亲就曾经讲过一个笑话,说是他年轻时曾跟着老人推着蟹子上昌邑南部安丘山区一带换瓜干,一位煮肴肉(猪下货)的老大爷用十斤瓜干换了五只大蟹子。第二次再去,那位老大爷竟发火了:你们北乡人咋这样不实在!我平时煮肴肉,肉快熟了我就用筷子插插,插进去就是肉熟了。可你们换给我的蟹子,烧了我半个草垛,筷子也插不进去!事情当然是最终得以和平解决了,可是笑过之后,心里竟然感觉沉甸甸的,那个时代的人啊,吃苦受罪是现在这个时代同龄人的几倍?就像那个老大爷,活了半辈子,竟然不知道梭子蟹是怎样的吃法儿。因为那时这东西太多,老辈人就发明了一种储存方法,反正盐多得是,实在卖不完换不出去,就用饱和盐水卤起来,浸泡一天一宿再拿出来密封,技术好的可以储存到来年的收获季节。再说过日子免不了人来客去,来了客人措手不及,掂出一只一剁两半,就可以下酒下饭,倒省了割肉买菜的钱。一来二去,咸蟹子就成了家乡人享用和待客的美味。只是外地人初次接触,十有八九不敢举箸:因为蟹子是生的!他们不知道我们这里有这样一句话:生吃蟹子活吃虾,半生不熟吃蛤蜊。但是在我见过的客人当中,只要尝过一次的,下次保准点的第一个菜就是咸蟹子。近百年来,有多少闯了关东、去了台湾甚至出了国的老辈家乡游子,风尘仆仆回家省亲,上坟谒墓之后,就为了再尝一尝家乡的咸蟹子,用他们的话说却是大同小异:终生难忘,故土难离呀!什么叫故土难离?不就是因为这里有亲人和家乡的美味吗?
围绕咸蟹子,还有一个“焚琴煮鹤”式的笑话,不妨写出来“画蛇添足”,以博一笑。也就去年春节以前的哪一天,随老板去京城走访一位重要客户,携带的照例是咸蟹子。客户是位文质彬彬的中年先生,多次来过昌邑,也是一位咸蟹子爱好者。而夫人却是一位典型的江南美女,平时在外打拼,春节才回家与先生小聚几天。座谈间老板问起中秋节送的咸蟹吃完没有,客户回答十斤咸蟹只舍得吃过两只,其余都密封在冰柜中。这时那位夫人开腔了:啊唷,昨天你没在家,我就蒸了一只,揭开一尝没法子吃,剩下的那些我昨天都倒掉了呀!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吗???那位文质彬彬的先生鼻梁上眼镜突然就掉下来,在地板上跌碎了!那时我脑子里突然就蹦出一个词来:焚琴煮鹤呀。倒不是心疼那近两千块钱的美味,要不是因为礼貌,我非得问问楼下那个垃圾箱在哪里不可呢。
大概是因为靠近盐滩的缘故吧,家乡人历来口味偏重,还美其名曰:咸中出味。这种观念,用现代养生学的眼光来看,当然是不科学的。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家乡人的平均寿命普遍并不低。说这样的话,我并不是想颠覆现代医学理论,但有一个老理儿摆在那里,凡事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有一把锁必然会有一把钥匙,一物降一物嘛。你见过喜食清淡的南方人喝茶吗?近几年先后到过福建武夷山,那里就是名茶大红袍的产地。浙江的杭州不用说,龙井茶举世闻名。还有普洱茶,近年来炒成了天价。更在杭州清河坊看过一副对联,说什么“龙井似美女,普洱如老僧”。但是看人家喝茶,我这典型的山东大汉的确郁闷。那是什么茶碗?就是家乡早年间盛烈性白干的酒盅呀。几个人唏溜一上午,也不见得就能喝干一暖壶开水。而我们老一辈的人喝茶,那是个什么架势?真正的茶仙,一把花茶抓进茶壶,滚水一冲,成年男人一上午平均每人喝不出一暖壶水,那还叫爷们儿吗?再裂开架势干活儿弄个满头大汗,不就把盐份解了吗?
当然,我说的是早年间的事儿了。现今流行饮绿茶,既解渴又提神,据说还防癌。再说,现在的人口味早已经不是那么偏重了。 喝茶必得有好水!一九八五年以前,我还没有参军到部队,但也长成十六岁的小伙子了,有一样家务活儿就是挑水,很自然地就从父辈的肩上接过水担杖。我们村北有一个湾叫甜水湾,紧挨着湾塘有一口井,名字就叫做甜水井。不知道井有多大年纪了,但方口井四周镶嵌的青石都被提水的灌绳磨出一道道四五指深的深沟。打小儿,就是吃那口井里的水长大的,从来没见过它在一年当中的任何一个季节干涸过。我还记得早些年朦胧中听外村的小伙子说,我们村里出美女,就是因为那口井的缘故。其实这样的井,沿海而居的每个村都有几口,我们的先人乍迁来的时候,当然是“先见兔子后撒鹰”,没有甜水怎能立村?而老人们也都公认家乡的水质,那时一位经常饮茶的老先生还抑扬顿挫地念过一首诗,前两句似乎是:“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总之,大意就是说这井是与扬子江心相通的。现在想来,这当然是一种夸张,却宁愿相信这是真的。 在军营那些火热的日子里,乡愁也总像身边的海水一样潮涨潮落,眷恋家乡的一草一木,眷恋家乡清澈甘甜的河水和井水。但从父亲写来的家信里,我得知那几年天气转入偏旱,家乡人发展工业发展农业,抽取地下水严重,导致水位下降,不但海水南侵,潍河也断了流,甜水井也因干涸而被填平了……
时光荏苒,二十多年就像弹指一挥间……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家乡北部沿海的二十多万人告别了苦咸的机井水,家家户户喝上了洁净的自来水,水源就取自旧貌换新颜的潍河。入海口处一座蓄水大坝巍然耸立,扼止了海水涨潮时倒灌进潍河河道,渗入地下继续南侵。再往上游,新建的橡胶蓄水坝一座连着一座,水波荡漾,恍如北国江南。如今的母亲河,早已不再单纯只是一条泄洪的河流和水源地,被勤劳聪慧的家乡人妆扮成了一处风光如画的人间天堂,和家乡的甜水井一样,经常走进我的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