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1982年9月5日，迎着初升的太阳，16岁懵懂青涩的我，带着极简的行囊和一颗好奇、忐忑的心，从昌邑南部乡村来到县城，步入昌邑师范的校门。从此，“昌邑师范”四个字永久写进我的简历，与我有了割不断的情缘。在这个现在看着很小、那时觉得很大的校园里，我度过了快乐的三年，完成了学生到老师角色的转换，毕业后分配到城关中学任教。次年，我考取了山东教育学院的专科函授，学制三年，集中学习的地点还是昌邑师范。1989年，函授毕业的这一年，我又从城关中学调到昌邑师范负责共青团工作。我就像昌邑师范的“留级生”，迟迟离不开这座人生的“熔炉”，断断续续在这座校园里学习生活了九年，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离不开家的孩子。昌邑师范，从此在我的生命里镌刻上母校、工作单位甚或“家”的标签。
——美丽的校园俗话说“儿不嫌娘丑”。用现在的眼光看，那时的校园真的很简陋，但当年在我们眼里却觉得很美。
步入学校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座灰色的三层办公楼，办公楼呈对称设计，主楼三层，两侧翼楼两层，建筑端庄古朴、简约大方。那时，县城的建筑物大都是平房，有的单位盖起二层“摞屋”就很新潮了，据说师范的三层办公楼创造了全县的“第一”，我们自然为之骄傲。办公楼前对称分布着四个方形花坛，春天来临，月季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被中间高起的雪松和四周嫩绿的冬青衬托得格外鲜艳。
花坛南面是体育场，200米环形跑道的内侧，是两个篮球场和一个排球场，我和球迷们的课余时间大都“耗”在这里。一年一度的春季运动会在这里举办，此时班集体的荣誉至高无上，场上运动员们奋力拼搏、勇于争先，场边的啦啦队加油呐喊，感觉比运动员还着急。
我们毕业以后，校园布局发生了一些变化，学校南建起了县体育场，昌邑师范和一中的体育课以及运动会都集中到这里举行，校园里的体育场改造成了绿化景点，学校大门改到南侧正中间，一条主路正对办公楼正厅，路的东侧是一个花园，种植了很多品种的花草，三季有花，四季常青。花园里铺设了鹅卵石甬道，中间还有水池和假山，水池里时常有锦鲤浮出水面，排着特有的队形，悠闲地游动。
办公楼北面第一排平房是教室，第二排平房是仪器室、实验室和琴房等，再往北是校办工厂、学生宿舍和教师宿舍区，最北边是伙房。我们的校园南北狭长，一条大道贯穿南北。由于当时学校大门在校园的东南角，办公楼居中坐落，所以主路的南段靠近校园的东侧，在办公楼的东北角西转，然后居中向北延伸。主路旁边排列着两排高耸笔直的白杨树，每当我们行走在这条主道上，总是情不自禁地背诵几句茅盾的《白杨礼赞》——“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他却是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他的坚强不屈与挺拔……”。
1983年昌邑师范航拍影像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主道旁的那条小溪。小溪四季流淌、清澈灵动，一直往南流入校园外的沟渠里。我们刚入学时总会想家，有时我会独自蹲在小溪旁边，眼睛盯着潺潺的流水一个人发呆，间或有几片树叶像一只只小船，随着水流慢慢漂过，令我浮想联翩：小溪为什么不像潍河那样，随昌邑南高北低的地势从南往北流入大海？这小溪会不会一直往南流经我们村旁？如果小溪再大一些变成一条河流、树叶变成小船，能否载我回家？“这小溪的源头在哪儿？”不知什么时候两个同学散步走到我身边，他们的问话拉回了我的思绪。由于刚刚入校，校园的一切都是陌生的，面对这个简单的问题，我们面面相觑，难以作答。于是，就像现在驴友们喜欢寻找某某河流的源头一样，我们顺着小溪逆流北上，从操场到办公楼、到教室、到宿舍区，最后来到了一个独立的小院，这是我们的校办工厂——冰糕厂。原来这些水是从制冰车间里流出来的，我和同学们豁然开朗。昌邑师范的冰糕是昌邑老百姓心中的名牌，在炎热的夏季，县城及周边的大街小巷，经常看到有人骑自行车带着一个白色的大木箱，边走边喊：“冰棍冰糕，昌邑师范的冰棍冰糕”。我们近水楼台，午饭后常常AA制以批发价“团购”，享受夏日的清凉，很是惬意。多彩的生活
昌邑师范的校园生活，既不像大学，也不像中学。每天早上5：30起床，洗漱完毕后以班为单位列队在操场集合，先是10分钟的发声练习，然后跑步、做操，还有一节早自习。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接下来是两节课外活动，晚饭后还有两节晚自习，两节晚自习之间，安排一套眼保健操。一周学习六天，周日休息一天。
中等师范教育的定位是培养小学教师，学校对毕业生的要求标准是“围着桌子转一圈”，就是说你不管分配到哪所乡村小学，必须对所有课程“拿得起，放得下”，学校缺哪科教师，你就担任哪科教学。因此，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特别全面，除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等常规课程外，还设置了教育学、心理学和各科教学法，特别还加强了音乐、美术、书法、体育、普通话等技能性的课程。师范学校的课程没有主次之分，每学期都要迎考十几门课程，每科都是100分，总分一千多分。
我们学校配备的艺体类教师，个个都是“大腕儿”。音乐分设器乐和声乐课，教器乐的史老师，是一位青岛下乡知青，瘦高个，戴一副近视眼镜，打眼一看就自带“艺术范”。史老师精通多种乐器，我们开学后的第一节音乐课，他讲完基础乐理知识后，打开一个扁长的盒子，拿出一把小提琴，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小提琴，感觉很新鲜。史老师即兴演奏了一曲《新疆之春》，琴声悠扬婉转、余音绕梁，令我们大开眼界。教声乐的杨老师科班出身，声乐功底扎实。1982年，电影《少林寺》横空出世，一夜间火得一塌糊涂，主题歌《牧羊曲》风靡一时。有一天晚自习后，我们走出教室准备回宿舍，突然从办公楼飘出一缕甜美悠扬的歌声，正是我们特别喜欢的《牧羊曲》，驻足鉴赏，都以为是学校广播室播放的唱片，是郑绪岚的原唱。我循着歌声来到二楼，原来是史老师手风琴伴奏（那时学校还没有钢琴），杨老师倾情演绎，令我惊叹不已。记得开学第二年，我们学校排练的大合唱《在希望的田野上》，由杨老师领唱，三声部编排，最终在全县荣获一等奖。经过三年的音乐学习，同学们从刚入校时的“音盲”变身为地地道道的“乐迷”，几乎人手一“歌本”，只要听到喜欢的歌曲，就千方百计找到词曲，认真抄写。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搜集抄写这一本歌曲集，历尽千辛万苦，很见功夫，所以视歌本如同宝贝，一般不外借，我的歌本至今珍藏。美术老师姓姜，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美术专业，他的老师是傅抱石，其名气如雷贯耳。姜老师上课严谨、一丝不苟，如果你稍微潦草应付，总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必定有一个“59.5”的成绩等着你。我们第一节美术课学习了黑体美术字的书写要领，布置的作业就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八个黑体美术字。教体育的赵老师曾是体育学院的高材生，皮肤黝黑，肌肉健硕，年轻时创造过男子七项全能的全省记录。记得在一次体育课上，讲跨越式跳高技术要领，他一边讲，一边用慢动作分解助跑，竟轻松跨越一米六、七的高度，仅此一个动作，全场折服。
昌邑师范文体活动特别多，每学期都会有文艺晚会、朗诵比赛、运动会、篮球比赛、“三笔字”（毛笔、粉笔、钢笔）比赛等，设集体奖和单项奖，每个班级都会认真准备。记得有一年的新年文艺晚会，学校规定凡是由本班同学自行伴奏的，总分加10分。我们班那次的目标就是团体冠军，每分必争。好在我们班有一郭姓同学，是学校有名的“乐器王”，风琴、手风琴、口琴等乐器都能轻松驾驭，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排练，一切都顺利进行着。然而，就在晚会前一天，“乐器王”突然右腮肿得老高，去医院诊断为腮腺炎，医生说里面化脓了，必须手术清理、消炎。手术后，医生在他的腮上包扎了一层厚厚的白纱布。从医院回来，大家围坐在一起集体“哑火”了，都觉得这次晚会，我们班“没戏”了。“我可以上！”“乐器王”突然发声，打破了沉默，也带来了获胜的希望。第二天晚会开始，只见“乐器王”从舞台的左侧登上舞台，脖子上带着当年街头流行的脖套，右侧略微上提，正好盖住纱布，左侧面对观众，轻轻点头示意后，开始演奏。随着手风琴自如开合，悠扬的乐曲如同清泉流淌，令人陶醉。评委老师和观众被征服，只是纳闷伴奏者的演出服是哪个流派的“时尚”，不知其中的“奥秘”。演出结束，成绩当场公布，我们班得了总分第一名，全班同学欢呼雀跃，庆贺这来之不易的成绩。
昌邑师范的伙食很值得回忆。我们是1982年考上师范的，那一年恰是农村生活的分水岭。上半年家家户户还是以吃粗粮为主，下半年开始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每人每月由国家配给15.5元的伙食费和31斤口粮，其中包括70%细粮和30%粗粮。这个配额女同学基本可以满足，男同学不够，可以到事务室购买饭票，用10斤粮票贴加2元钱，可以购买10斤饭票。当时，学校只有伙房，没有餐厅（我们毕业后在原来的伙房南面新建了学生餐厅），各班级以组为单位，持一长方形饭牌到窗口集体领取饭菜。我们班32名同学分成三组，每次领饭需要4名同学值日，一名挎篮子负责领馒头，一名端盆子负责领蔬菜或者咸菜，两名同学抬一桶稀饭或者开水。饭菜领回教室，每人把小菜盆和饭碗放到讲台上，值日的同学负责再分配。此时，教室就是餐厅，课桌秒变餐桌。
每周三早上的油条和周四中午的炖豆腐算是改善生活，但印象最深的当数周五晚上的包子，那叫一个好吃，至今难以忘怀。只可惜包子数量“限额”，每人正常是4个，如果不够，或者说不“过瘾”，每人只允许加一张票（两个包子），这对我们男同学，特别是喜欢体育的“大肚汉”来说，总觉得杯水车薪、意犹未尽，无奈“低三下四”求助女同学，“赞助”一个加票“指标”。直到现在同学小聚，还经常提起昌邑师范的包子，回味无穷，垂涎欲滴。有擅长烹饪的同学说，师范包子好吃的关键在于馅，而调馅的秘诀是“三三制”，就是猪肉、白菜和粉条各占三分之一，但多次尝试制作，效果都不理想。分析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那时的猪肉大都出自家庭喂养的肥猪，出栏周期长，肉特别香；二是我们平时的饭菜特别清淡，对每周一次的包子期盼已久，所以感觉特别香。
教室后边墙角有一个饭橱，同学们的饭碗菜盆以及从家中带来的“小灶”都放在里面，恰好在我的座位后边，上课时经常有剩余饭菜的混合味道飘出来，时间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但有一次，有位同学买了几块臭豆腐放在橱子里，其味道令我难以忍受，下课后我喊了一声：“谁的臭豆腐味道太难闻，请尽快吃光或者拿走”。其主人立马站出来一本正经的回答说：“怎么能说难闻呢？这臭豆腐香就香在一个“臭”字上，不信晚饭我请你品尝一下”。教室里瞬间笑喷，晚饭时我试着吃了一块，果真如此，从此钟爱有加，不再禁止存放。
学生宿舍是两间平房，11人一个宿舍，床是两个长凳支起的一个床板。北侧安6张床，因为南侧有房门，只能摆5张床，床与床靠在一起，中间没有缝隙，俗称“通铺”，每人床头底下都放一个存放衣服的小箱子和一个脸盆。每个宿舍的“领导班子”一般由“舍长”和“灯倌”组成，“灯倌”是固定的，就是最靠近电灯拉线开关的同学，不需要竞选。“灯倌”虽然级别不高，但权力不小，属于“实权派”。晚上熄灯铃响后，有的同学想熄灯早睡，有的同学小说正读到精彩处，希望晚一会熄灯，“灯倌”经过深思熟虑，当即拍板定夺——延迟15分钟熄灯！
当时宿舍虽然条件比较简陋，但卫生要求比较高，每周检查一次，现场打分排名次。时间久了，女生宿舍保持的还比较好，男生就开始懈怠了，经常被值日老师和检查组提出问题和整改意见，譬如地面不整洁、物品摆放不整齐、枕巾和床单该洗了等。男生最不喜欢做的事就是洗衣服，尤其我们这些篮球迷，枕巾和床单洗得不勤，经常被点名批评，我一般不在其列，有球友向我“取经”，我悄悄和他说：平时把反面朝上，检查时反过来露出正面，并美其名曰“检查面”，球友恍然大悟并效仿，立竿见影。
那时学校还没有空调，甚至我们还不知空调为何物，夏天还好说，一挂蚊帐、一把扇子足矣。漫长的冬天就比较难捱了，三九严寒，宿舍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温度也降到零下，有一天早上起床铃响过，我们按惯例在好容易暖过来的热被窝里拖延五分钟，随着“舍长”高喊一声——“起床啦”，同学们快速穿上冰凉的棉衣，然后洗脸、集合、点名、跑操。然而刚要洗脸，问题出现了，由于宿舍里温度已降到冰点以下，昨晚脸盆里接好的水结冰了，时间紧迫，只好找来一块石头，破冰洗脸，谢天谢地，没有耽搁点名。那年冬天实在太冷，气温经常达到零下十几度，怎么办？“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离家近的同学回家带来了“麦糠包”，铺在褥子底下，然后“合三为二”，就是三个同学集中睡在两个铺位上，再把三床“搭被”集中盖再上面，这样抱团取暖效果明显，不冷了！四十年过去了，那时“搭伙”的同学走得特别近，得益于当时寒冷，故而得出结论（其实是“谬论”）——严寒能拉近人的距离。成长的快乐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当今天变成了昨天、现在变成了过往，一切都将变成美丽的故事和洒满阳光的回忆。三年说长很长——6个学期、36个月、156个星期、1095天……无限分解，每天、每节课都有丰富的内容和满满的收获，分分秒秒都承载着我们的烦恼与快乐、挫折与成长；三年说短又很短，不必说历史长河，就是在人生岁月里，也只是短暂的瞬间。
我们开学时大都16岁，青葱少年，还没有长“开个”。第一次参加学校的运动会，与高一级以及民师班的运动员相比，男同学差距特别明显，无论在径赛的起跑线还是“三铁”比赛场地，偷偷瞥一眼旁边师兄那高大的身材和隆起的肌肉，比赛还没有开始，自信心瞬间化为乌有，比赛成绩可想而知。学校一年一度的篮球比赛也是如此，队员一上场，谁是队友一目了然，平均身高不及对手，看身形都是典型的“豆芽菜”。我们的防守形同虚设，对方球员就像坦克一样，持球轻松推进到我方篮下，得分如探囊取物。拼抢篮板球时的合理冲撞，结果大都是我方队员倒地，对手早已抢下篮板，快速反击得分，比赛结果没有悬念。
时间老人是最公平的，总是把时光岁月平均分配给没一个子民，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对谁都没有迟到和缺席。转眼间，我们升到了二年级、三年级，运动场上的角色实现了转换，师弟们同样用羡慕的目光看着我们。我们便可以在比赛开始前，旁若无人地做一些略显夸张和炫耀性的准备动作，甚至可以大吼几声，在气势上先声夺人。篮球场上同样如此，民师班队是学校的老牌冠军，队内有好几位是专职体育教师，有着娴熟的技术和出众的身体条件，在以往的比赛中，是我们学习的目标，更像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可望而不可及。我们升入三年级的这次比赛打得异常激烈，上半场比分交替上升，难分伯仲。比赛来到下半场，对方球员的节奏渐渐慢下来，投篮命中率明显降低。而我们才刚刚来劲儿，越跑越快、越跳越高、越投越准。抢篮板、传球、快下、上篮，一气呵成，比分逐渐拉开，终场哨响，我们赢了！我们终于赢了！这是藏在我们心底三年的期盼和梦想，今天终于实现了！队员们欢呼雀跃，庆祝这梦寐以求的胜利。输球的一方——民师班球队中，有几位是我们初中时的老师，他们对于输球不但没有沮丧，反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拍着我们的肩膀说：你们长大了，球技进步很快，今天我们输球比赢球还要高兴！
三年的校园生活，我们成长的不仅是身体，还有思想和技能。刚开学时，我们有一种“歇歇脚”的想法，觉得反正没有升学任务了，将来去当一名小学教师，稍微学点就够用，崇尚“60分万岁”。还有一种思想，就是当时教师社会地位很低，面对将来的职业，怀疑自己升学时的选择，意志消沉，缺乏学习的动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同学们渐渐明白，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到毕业时才19岁，每个人的人生都有着无限的可能。看看往届毕业生，很多在小学、初中甚至高中任教的，教学成绩突出，教研成果丰硕，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比比皆是，还有的走上了各级各类学校的领导岗位，成为全县教育工作的栋梁。学兄学姐们已经做出了榜样，难道我们甘心沉沦？另外，我们是1985年6月底毕业，那年的1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确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弘扬尊师重教传统，倡导提高教师地位，让教师成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看到这则报道，同学们群情振奋，感觉遇到了好时代。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这样的想法渐渐带来了学风的转变。上课认真听讲的多了，下晚自习后留在教室里继续学习的多了。那时，昌邑师范没有开设英语课程，有几位同学买来收音机和教材，自学英语。还有的同学在自己的强项深耕，譬如美术、音乐、书法等，为将来就业增加筹码。毕业考试前，同学们都认真准备。有一天晚自习，班主任老师来教室巡查，偶然发现有同学自行调位，互相提问背诵答题。本来我们班女同学是双数，没有男女同桌的，调位出现了两对男女同桌，老师迟疑了一下，问其中一对同桌：你们怎么调了位子？只见男同学脸有点红，表情木讷答不上来，而那位女同学一脸认真地回答说：老师，我的历史成绩不太好，我想突击一下，他历史课学的好，给我提问着，我背诵得特别快。班主任老师本想说什么，却又不知道说什么，点点头说了句：背得快就好！背着手慢慢走了。其实老师心里明白，这帮孩子长大了！
转眼间三年过去了，刚入学时的那些青涩的少年，转眼间变成了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青年。我们即将走上工作岗位，完成人生的第一次角色转换，从坐在讲台下的学生，变成站在讲台上的老师。6月27日是一个值得我们记住的日子。这一天的上午，学校举行毕业典礼，公布毕业生分配方案，颁发毕业证书。会议结束后，同学们眼里含着泪花，依依不舍地告别三年来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告别三年来已固化成“家”的校园，各奔东西，去人生第一个工作岗位报道。从此，全县的中小学校园里，又增添一批兢兢业业、苦口婆心、爱生如子、爱岗敬业的人民教师，他们就像辛勤的园丁，几十年如一日，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呵护着每一棵幼苗茁壮成长。
目前，我的同学们渐次到了退休的年龄，大都晋升副高级职称，有的还是正高级职称，其中不乏省、市、县级的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四十年教师生涯，原本满头的秀发，早已被粉笔末染成花白。然而，同学们无怨无悔，只为满天下的芬芳桃李而欣慰。
据统计，从1980年到2000年，全国共培养400多万中师生，他们犹如一颗颗火种，撒遍祖国大地，点燃一只只火把，照亮每一个角落。他们可称为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石”，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在艰苦的条件下，撑起农村教育的一片天空。远去的背影
记得刚入学不久，我和同学们就曾经好奇地问老师一个问题：昌邑师范是什么时候建校的？老师当年的回答很简单：“我们学校是1976年开始恢复招生的”。这个回答似乎是答案，似乎又不是答案。三年后，我带着这个疑惑参加了毕业典礼。然而，拿到毕业证打开一看，照片上盖的钢印竟然是“山东省潍坊师范学校”，校长的名字也是陌生的。问号又增加一个，心中的疑惑更加疑惑。毕业后，我曾想解开这个疑惑，但由于一时难以查到相关的资料，也就束之高阁，渐渐遗忘了。直到最近，我查阅了《昌邑县教育志》等资料，又请教了几位专长于地方史志的师友，终于厘清了我市师范教育历史沿革的脉络，明白了昌邑师范的前世与今生。
从现有资料阅知，昌邑最早举办师范教育是从晚清开始的。光绪三十年（1904年），建立师范传习所，附设于县立高等小学堂内，没有单独立校。聘请通晓中、西学者为教习，教学内容不再局限于四书五经等，开始引入西学。师范传习所教育对象分两类，一是普通师范班。学员主要是考取的廪生、增生、附生和监生。分一年速成科和三年毕业班，毕业后发给文凭，待聘为蒙学堂（即启蒙的学熟，相当于幼儿园或小学）教习。二是培训改良私塾教习。相当于教师进修班，学员主要是本地私塾先生，学制半年或一年，结业后任蒙学堂教习。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战乱频发，师范教育时断时续，命运多舛。民国二年（1913年），昌邑县师范传习所改为小学教员讲习所。校址迁到“文庙”明论堂，单独立校。民国四年（1915年），教育部命令，将小学教员讲习所改为昌邑县师范讲习所，主要以短训班的形式，培训私塾教习和民间知识分子，修业半年或一年不等，结业后发给证书，待聘小学教员。民国五年（1916年），在日戈庄建立分所，主要以短训形式培养在职教员。民国十七年（1928年），因军阀战乱，经费挪作他用，师范讲习所停办。民国二十年（1931年）二月，师范讲习所复学。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迁校于下宫（市府街东首，原县政府驻地）。前两级学制二年，从第三级开始改为三年。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师范讲习所停办。从民国二十年（1931年）复学后，共收生5级，毕业生250人。
抗日战争时期，师范教育隶属国民省政府管理，校长由省政府任命，教育经费大部分为地方自筹，小部分由政府下拨。民国三十年（1941年）六月，山东省立第二十一联合中学在昌邑县白里村（现划归平度市）建校，其中招收初级师范班一个，学生50人。民国三十二（1943年）秋，学校停办，并入四维中学。同年暑期，昌邑城内日伪县政府教育科，筹建了昌邑县立简易师范学校一处，校址在凤鸣书院。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秋，日本投降，学校停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加快发展教育事业，师范教育日新月异。1952年1月，昌邑、昌南两县分别建立速成师范学校。昌邑县速师附设在昌邑中学，昌南县速师校址在饮马村（昌南县政府所在地）。10月份，昌邑速师与昌南速师合并，改为昌潍第二速成师范学校，校址在城里街南侧（现粮油加工厂）。1958年4月，昌邑师范在昌邑一中（北海路旧址）西邻建立，开始招收中师班，1962年暑假后学校停办。1959年2月，成立昌邑县工读师范学校，1961年6月改建为小学教师进修学校，校址位于今市府街西首南侧，主要开办初师和初幼师短训班。1970年12月，小学教师进修学校改名为昌邑县“五·七”红校。“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数师范学校被取消或停办。
1976年，昌邑师范恢复，招收一年制“社来社去”师范班。1977年全国恢复统一招生制度，77、78、79级是从历届高、初中毕业生中招生，学制二年，分专业学习，主要培养初中教师。1978年，“五·七”红校改名为昌邑县教师进修学校，与昌邑师范合署办公。1980年，招生分普师班和民师班，学制二年，面向小学分配。同年，教育部对师范学校出台新规：“中等师范的设立、变更，由省人民政府决定”。潍坊市内获山东省批准的八处师范，由市、县教育行政部门两级管理，其余归县领导。昌邑师范属于后者，即在省里没有备案，招生计划先由山东省分配至潍坊师范，再从潍坊师范划分到昌邑师范，昌邑师范的毕业生须由潍坊师范配发毕业证书。1981年后，普师班从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招生，学制改为三年。民师班从本县民办教师中招收，学制仍为二年。84、85两年，昌邑师范没有招收普师班，本县考生划分至高密师范就读。1984年，学校招收一个进修班；1985年，招收两个幼师班。1986年起，昌邑师范继续招收普师班。
1992年起，昌邑师范不再招生。1993年学校发挥原师范学校音乐、美术专业师资优势，开始招收高中音乐、美术特长班，后成立昌邑市艺术中学，与成人中专、教师进修学校三校合一，合署办公。2008年8月，教师进修学校并入昌邑市职业教育中心（潍坊工业学校）。2009年8月艺术中学更名为昌邑市高考补习学校，2015年更名为昌邑市文华学校，2023年9月更名为昌邑市科技中学。2016年5月，昌邑师范原校址拆迁，兴建金域观邸小区。
回望母校远去的背影，越来越觉得她很像我们身边的这条潍河，没有长江的一泻千里，也没有黄河的波澜壮阔。她，日夜不息地奔流，不在意自己的微小，默默地用每一滴水滋润着两岸的黄土地，最后汇入大海。多少年来，人们总想弄明白，她是什么时候汇流成河的？她的源头又在哪里？但多少年来，从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她的源头和形成时间，随着人们执着的追溯而不断前移。其实，她根本就没有什么准确答案，或者说她本身就是准确答案。我的母校——昌邑师范，其前身历经沧桑，时断时续，岁月塑形，时代赋名，但无论被称作传习所、讲习所还是初师、简师、速师，她都牢记自己的根本职责——教师的摇篮。顺着她的足迹，追溯遥远的过去，从清晰到模糊，岁月渐渐将其风化。我们终于明白了，潍河流域文明进化的需求，催生了教育的雏形，而渐次发展的教育形式，总要有人扛起“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师范教育应运而生。我们所查到的光绪年间的“师范传习所”，仅仅是依稀看清的一只模糊的“脚印”，远不是她的源头。而“1992年起昌邑师范不再招生”，也不是她的终点。她就像源远流长潍河，让怀抱里的每一滴水，都深深地润入这片鄑邑热土，最终汇入宽阔的大海。
这就是我们的母校——昌邑师范！（作者：王振江）
昌邑师范的校园生活，既不像大学，也不像中学。每天早上5：30起床，洗漱完毕后以班为单位列队在操场集合，先是10分钟的发声练习，然后跑步、做操，还有一节早自习。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接下来是两节课外活动，晚饭后还有两节晚自习，两节晚自习之间，安排一套眼保健操。一周学习六天，周日休息一天。
中等师范教育的定位是培养小学教师，学校对毕业生的要求标准是“围着桌子转一圈”，就是说你不管分配到哪所乡村小学，必须对所有课程“拿得起，放得下”，学校缺哪科教师，你就担任哪科教学。因此，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特别全面，除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等常规课程外，还设置了教育学、心理学和各科教学法，特别还加强了音乐、美术、书法、体育、普通话等技能性的课程。师范学校的课程没有主次之分，每学期都要迎考十几门课程，每科都是100分，总分一千多分。
我们学校配备的艺体类教师，个个都是“大腕儿”。音乐分设器乐和声乐课，教器乐的史老师，是一位青岛下乡知青，瘦高个，戴一副近视眼镜，打眼一看就自带“艺术范”。史老师精通多种乐器，我们开学后的第一节音乐课，他讲完基础乐理知识后，打开一个扁长的盒子，拿出一把小提琴，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小提琴，感觉很新鲜。史老师即兴演奏了一曲《新疆之春》，琴声悠扬婉转、余音绕梁，令我们大开眼界。教声乐的杨老师科班出身，声乐功底扎实。1982年，电影《少林寺》横空出世，一夜间火得一塌糊涂，主题歌《牧羊曲》风靡一时。有一天晚自习后，我们走出教室准备回宿舍，突然从办公楼飘出一缕甜美悠扬的歌声，正是我们特别喜欢的《牧羊曲》，驻足鉴赏，都以为是学校广播室播放的唱片，是郑绪岚的原唱。我循着歌声来到二楼，原来是史老师手风琴伴奏（那时学校还没有钢琴），杨老师倾情演绎，令我惊叹不已。记得开学第二年，我们学校排练的大合唱《在希望的田野上》，由杨老师领唱，三声部编排，最终在全县荣获一等奖。经过三年的音乐学习，同学们从刚入校时的“音盲”变身为地地道道的“乐迷”，几乎人手一“歌本”，只要听到喜欢的歌曲，就千方百计找到词曲，认真抄写。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搜集抄写这一本歌曲集，历尽千辛万苦，很见功夫，所以视歌本如同宝贝，一般不外借，我的歌本至今珍藏。美术老师姓姜，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美术专业，他的老师是傅抱石，其名气如雷贯耳。姜老师上课严谨、一丝不苟，如果你稍微潦草应付，总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必定有一个“59.5”的成绩等着你。我们第一节美术课学习了黑体美术字的书写要领，布置的作业就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八个黑体美术字。教体育的赵老师曾是体育学院的高材生，皮肤黝黑，肌肉健硕，年轻时创造过男子七项全能的全省记录。记得在一次体育课上，讲跨越式跳高技术要领，他一边讲，一边用慢动作分解助跑，竟轻松跨越一米六、七的高度，仅此一个动作，全场折服。
昌邑师范文体活动特别多，每学期都会有文艺晚会、朗诵比赛、运动会、篮球比赛、“三笔字”（毛笔、粉笔、钢笔）比赛等，设集体奖和单项奖，每个班级都会认真准备。记得有一年的新年文艺晚会，学校规定凡是由本班同学自行伴奏的，总分加10分。我们班那次的目标就是团体冠军，每分必争。好在我们班有一郭姓同学，是学校有名的“乐器王”，风琴、手风琴、口琴等乐器都能轻松驾驭，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排练，一切都顺利进行着。然而，就在晚会前一天，“乐器王”突然右腮肿得老高，去医院诊断为腮腺炎，医生说里面化脓了，必须手术清理、消炎。手术后，医生在他的腮上包扎了一层厚厚的白纱布。从医院回来，大家围坐在一起集体“哑火”了，都觉得这次晚会，我们班“没戏”了。“我可以上！”“乐器王”突然发声，打破了沉默，也带来了获胜的希望。第二天晚会开始，只见“乐器王”从舞台的左侧登上舞台，脖子上带着当年街头流行的脖套，右侧略微上提，正好盖住纱布，左侧面对观众，轻轻点头示意后，开始演奏。随着手风琴自如开合，悠扬的乐曲如同清泉流淌，令人陶醉。评委老师和观众被征服，只是纳闷伴奏者的演出服是哪个流派的“时尚”，不知其中的“奥秘”。演出结束，成绩当场公布，我们班得了总分第一名，全班同学欢呼雀跃，庆贺这来之不易的成绩。
昌邑师范的伙食很值得回忆。我们是1982年考上师范的，那一年恰是农村生活的分水岭。上半年家家户户还是以吃粗粮为主，下半年开始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每人每月由国家配给15.5元的伙食费和31斤口粮，其中包括70%细粮和30%粗粮。这个配额女同学基本可以满足，男同学不够，可以到事务室购买饭票，用10斤粮票贴加2元钱，可以购买10斤饭票。当时，学校只有伙房，没有餐厅（我们毕业后在原来的伙房南面新建了学生餐厅），各班级以组为单位，持一长方形饭牌到窗口集体领取饭菜。我们班32名同学分成三组，每次领饭需要4名同学值日，一名挎篮子负责领馒头，一名端盆子负责领蔬菜或者咸菜，两名同学抬一桶稀饭或者开水。饭菜领回教室，每人把小菜盆和饭碗放到讲台上，值日的同学负责再分配。此时，教室就是餐厅，课桌秒变餐桌。
每周三早上的油条和周四中午的炖豆腐算是改善生活，但印象最深的当数周五晚上的包子，那叫一个好吃，至今难以忘怀。只可惜包子数量“限额”，每人正常是4个，如果不够，或者说不“过瘾”，每人只允许加一张票（两个包子），这对我们男同学，特别是喜欢体育的“大肚汉”来说，总觉得杯水车薪、意犹未尽，无奈“低三下四”求助女同学，“赞助”一个加票“指标”。直到现在同学小聚，还经常提起昌邑师范的包子，回味无穷，垂涎欲滴。有擅长烹饪的同学说，师范包子好吃的关键在于馅，而调馅的秘诀是“三三制”，就是猪肉、白菜和粉条各占三分之一，但多次尝试制作，效果都不理想。分析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那时的猪肉大都出自家庭喂养的肥猪，出栏周期长，肉特别香；二是我们平时的饭菜特别清淡，对每周一次的包子期盼已久，所以感觉特别香。
教室后边墙角有一个饭橱，同学们的饭碗菜盆以及从家中带来的“小灶”都放在里面，恰好在我的座位后边，上课时经常有剩余饭菜的混合味道飘出来，时间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但有一次，有位同学买了几块臭豆腐放在橱子里，其味道令我难以忍受，下课后我喊了一声：“谁的臭豆腐味道太难闻，请尽快吃光或者拿走”。其主人立马站出来一本正经的回答说：“怎么能说难闻呢？这臭豆腐香就香在一个“臭”字上，不信晚饭我请你品尝一下”。教室里瞬间笑喷，晚饭时我试着吃了一块，果真如此，从此钟爱有加，不再禁止存放。
学生宿舍是两间平房，11人一个宿舍，床是两个长凳支起的一个床板。北侧安6张床，因为南侧有房门，只能摆5张床，床与床靠在一起，中间没有缝隙，俗称“通铺”，每人床头底下都放一个存放衣服的小箱子和一个脸盆。每个宿舍的“领导班子”一般由“舍长”和“灯倌”组成，“灯倌”是固定的，就是最靠近电灯拉线开关的同学，不需要竞选。“灯倌”虽然级别不高，但权力不小，属于“实权派”。晚上熄灯铃响后，有的同学想熄灯早睡，有的同学小说正读到精彩处，希望晚一会熄灯，“灯倌”经过深思熟虑，当即拍板定夺——延迟15分钟熄灯！
当时宿舍虽然条件比较简陋，但卫生要求比较高，每周检查一次，现场打分排名次。时间久了，女生宿舍保持的还比较好，男生就开始懈怠了，经常被值日老师和检查组提出问题和整改意见，譬如地面不整洁、物品摆放不整齐、枕巾和床单该洗了等。男生最不喜欢做的事就是洗衣服，尤其我们这些篮球迷，枕巾和床单洗得不勤，经常被点名批评，我一般不在其列，有球友向我“取经”，我悄悄和他说：平时把反面朝上，检查时反过来露出正面，并美其名曰“检查面”，球友恍然大悟并效仿，立竿见影。
那时学校还没有空调，甚至我们还不知空调为何物，夏天还好说，一挂蚊帐、一把扇子足矣。漫长的冬天就比较难捱了，三九严寒，宿舍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温度也降到零下，有一天早上起床铃响过，我们按惯例在好容易暖过来的热被窝里拖延五分钟，随着“舍长”高喊一声——“起床啦”，同学们快速穿上冰凉的棉衣，然后洗脸、集合、点名、跑操。然而刚要洗脸，问题出现了，由于宿舍里温度已降到冰点以下，昨晚脸盆里接好的水结冰了，时间紧迫，只好找来一块石头，破冰洗脸，谢天谢地，没有耽搁点名。那年冬天实在太冷，气温经常达到零下十几度，怎么办？“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离家近的同学回家带来了“麦糠包”，铺在褥子底下，然后“合三为二”，就是三个同学集中睡在两个铺位上，再把三床“搭被”集中盖再上面，这样抱团取暖效果明显，不冷了！四十年过去了，那时“搭伙”的同学走得特别近，得益于当时寒冷，故而得出结论（其实是“谬论”）——严寒能拉近人的距离。成长的快乐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当今天变成了昨天、现在变成了过往，一切都将变成美丽的故事和洒满阳光的回忆。三年说长很长——6个学期、36个月、156个星期、1095天……无限分解，每天、每节课都有丰富的内容和满满的收获，分分秒秒都承载着我们的烦恼与快乐、挫折与成长；三年说短又很短，不必说历史长河，就是在人生岁月里，也只是短暂的瞬间。
我们开学时大都16岁，青葱少年，还没有长“开个”。第一次参加学校的运动会，与高一级以及民师班的运动员相比，男同学差距特别明显，无论在径赛的起跑线还是“三铁”比赛场地，偷偷瞥一眼旁边师兄那高大的身材和隆起的肌肉，比赛还没有开始，自信心瞬间化为乌有，比赛成绩可想而知。学校一年一度的篮球比赛也是如此，队员一上场，谁是队友一目了然，平均身高不及对手，看身形都是典型的“豆芽菜”。我们的防守形同虚设，对方球员就像坦克一样，持球轻松推进到我方篮下，得分如探囊取物。拼抢篮板球时的合理冲撞，结果大都是我方队员倒地，对手早已抢下篮板，快速反击得分，比赛结果没有悬念。
时间老人是最公平的，总是把时光岁月平均分配给没一个子民，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对谁都没有迟到和缺席。转眼间，我们升到了二年级、三年级，运动场上的角色实现了转换，师弟们同样用羡慕的目光看着我们。我们便可以在比赛开始前，旁若无人地做一些略显夸张和炫耀性的准备动作，甚至可以大吼几声，在气势上先声夺人。篮球场上同样如此，民师班队是学校的老牌冠军，队内有好几位是专职体育教师，有着娴熟的技术和出众的身体条件，在以往的比赛中，是我们学习的目标，更像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可望而不可及。我们升入三年级的这次比赛打得异常激烈，上半场比分交替上升，难分伯仲。比赛来到下半场，对方球员的节奏渐渐慢下来，投篮命中率明显降低。而我们才刚刚来劲儿，越跑越快、越跳越高、越投越准。抢篮板、传球、快下、上篮，一气呵成，比分逐渐拉开，终场哨响，我们赢了！我们终于赢了！这是藏在我们心底三年的期盼和梦想，今天终于实现了！队员们欢呼雀跃，庆祝这梦寐以求的胜利。输球的一方——民师班球队中，有几位是我们初中时的老师，他们对于输球不但没有沮丧，反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拍着我们的肩膀说：你们长大了，球技进步很快，今天我们输球比赢球还要高兴！
三年的校园生活，我们成长的不仅是身体，还有思想和技能。刚开学时，我们有一种“歇歇脚”的想法，觉得反正没有升学任务了，将来去当一名小学教师，稍微学点就够用，崇尚“60分万岁”。还有一种思想，就是当时教师社会地位很低，面对将来的职业，怀疑自己升学时的选择，意志消沉，缺乏学习的动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同学们渐渐明白，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到毕业时才19岁，每个人的人生都有着无限的可能。看看往届毕业生，很多在小学、初中甚至高中任教的，教学成绩突出，教研成果丰硕，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比比皆是，还有的走上了各级各类学校的领导岗位，成为全县教育工作的栋梁。学兄学姐们已经做出了榜样，难道我们甘心沉沦？另外，我们是1985年6月底毕业，那年的1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确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弘扬尊师重教传统，倡导提高教师地位，让教师成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看到这则报道，同学们群情振奋，感觉遇到了好时代。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这样的想法渐渐带来了学风的转变。上课认真听讲的多了，下晚自习后留在教室里继续学习的多了。那时，昌邑师范没有开设英语课程，有几位同学买来收音机和教材，自学英语。还有的同学在自己的强项深耕，譬如美术、音乐、书法等，为将来就业增加筹码。毕业考试前，同学们都认真准备。有一天晚自习，班主任老师来教室巡查，偶然发现有同学自行调位，互相提问背诵答题。本来我们班女同学是双数，没有男女同桌的，调位出现了两对男女同桌，老师迟疑了一下，问其中一对同桌：你们怎么调了位子？只见男同学脸有点红，表情木讷答不上来，而那位女同学一脸认真地回答说：老师，我的历史成绩不太好，我想突击一下，他历史课学的好，给我提问着，我背诵得特别快。班主任老师本想说什么，却又不知道说什么，点点头说了句：背得快就好！背着手慢慢走了。其实老师心里明白，这帮孩子长大了！
转眼间三年过去了，刚入学时的那些青涩的少年，转眼间变成了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青年。我们即将走上工作岗位，完成人生的第一次角色转换，从坐在讲台下的学生，变成站在讲台上的老师。6月27日是一个值得我们记住的日子。这一天的上午，学校举行毕业典礼，公布毕业生分配方案，颁发毕业证书。会议结束后，同学们眼里含着泪花，依依不舍地告别三年来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告别三年来已固化成“家”的校园，各奔东西，去人生第一个工作岗位报道。从此，全县的中小学校园里，又增添一批兢兢业业、苦口婆心、爱生如子、爱岗敬业的人民教师，他们就像辛勤的园丁，几十年如一日，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呵护着每一棵幼苗茁壮成长。
目前，我的同学们渐次到了退休的年龄，大都晋升副高级职称，有的还是正高级职称，其中不乏省、市、县级的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四十年教师生涯，原本满头的秀发，早已被粉笔末染成花白。然而，同学们无怨无悔，只为满天下的芬芳桃李而欣慰。
据统计，从1980年到2000年，全国共培养400多万中师生，他们犹如一颗颗火种，撒遍祖国大地，点燃一只只火把，照亮每一个角落。他们可称为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石”，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在艰苦的条件下，撑起农村教育的一片天空。远去的背影
记得刚入学不久，我和同学们就曾经好奇地问老师一个问题：昌邑师范是什么时候建校的？老师当年的回答很简单：“我们学校是1976年开始恢复招生的”。这个回答似乎是答案，似乎又不是答案。三年后，我带着这个疑惑参加了毕业典礼。然而，拿到毕业证打开一看，照片上盖的钢印竟然是“山东省潍坊师范学校”，校长的名字也是陌生的。问号又增加一个，心中的疑惑更加疑惑。毕业后，我曾想解开这个疑惑，但由于一时难以查到相关的资料，也就束之高阁，渐渐遗忘了。直到最近，我查阅了《昌邑县教育志》等资料，又请教了几位专长于地方史志的师友，终于厘清了我市师范教育历史沿革的脉络，明白了昌邑师范的前世与今生。
从现有资料阅知，昌邑最早举办师范教育是从晚清开始的。光绪三十年（1904年），建立师范传习所，附设于县立高等小学堂内，没有单独立校。聘请通晓中、西学者为教习，教学内容不再局限于四书五经等，开始引入西学。师范传习所教育对象分两类，一是普通师范班。学员主要是考取的廪生、增生、附生和监生。分一年速成科和三年毕业班，毕业后发给文凭，待聘为蒙学堂（即启蒙的学熟，相当于幼儿园或小学）教习。二是培训改良私塾教习。相当于教师进修班，学员主要是本地私塾先生，学制半年或一年，结业后任蒙学堂教习。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战乱频发，师范教育时断时续，命运多舛。民国二年（1913年），昌邑县师范传习所改为小学教员讲习所。校址迁到“文庙”明论堂，单独立校。民国四年（1915年），教育部命令，将小学教员讲习所改为昌邑县师范讲习所，主要以短训班的形式，培训私塾教习和民间知识分子，修业半年或一年不等，结业后发给证书，待聘小学教员。民国五年（1916年），在日戈庄建立分所，主要以短训形式培养在职教员。民国十七年（1928年），因军阀战乱，经费挪作他用，师范讲习所停办。民国二十年（1931年）二月，师范讲习所复学。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迁校于下宫（市府街东首，原县政府驻地）。前两级学制二年，从第三级开始改为三年。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师范讲习所停办。从民国二十年（1931年）复学后，共收生5级，毕业生250人。
抗日战争时期，师范教育隶属国民省政府管理，校长由省政府任命，教育经费大部分为地方自筹，小部分由政府下拨。民国三十年（1941年）六月，山东省立第二十一联合中学在昌邑县白里村（现划归平度市）建校，其中招收初级师范班一个，学生50人。民国三十二（1943年）秋，学校停办，并入四维中学。同年暑期，昌邑城内日伪县政府教育科，筹建了昌邑县立简易师范学校一处，校址在凤鸣书院。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秋，日本投降，学校停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加快发展教育事业，师范教育日新月异。1952年1月，昌邑、昌南两县分别建立速成师范学校。昌邑县速师附设在昌邑中学，昌南县速师校址在饮马村（昌南县政府所在地）。10月份，昌邑速师与昌南速师合并，改为昌潍第二速成师范学校，校址在城里街南侧（现粮油加工厂）。1958年4月，昌邑师范在昌邑一中（北海路旧址）西邻建立，开始招收中师班，1962年暑假后学校停办。1959年2月，成立昌邑县工读师范学校，1961年6月改建为小学教师进修学校，校址位于今市府街西首南侧，主要开办初师和初幼师短训班。1970年12月，小学教师进修学校改名为昌邑县“五·七”红校。“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数师范学校被取消或停办。
1976年，昌邑师范恢复，招收一年制“社来社去”师范班。1977年全国恢复统一招生制度，77、78、79级是从历届高、初中毕业生中招生，学制二年，分专业学习，主要培养初中教师。1978年，“五·七”红校改名为昌邑县教师进修学校，与昌邑师范合署办公。1980年，招生分普师班和民师班，学制二年，面向小学分配。同年，教育部对师范学校出台新规：“中等师范的设立、变更，由省人民政府决定”。潍坊市内获山东省批准的八处师范，由市、县教育行政部门两级管理，其余归县领导。昌邑师范属于后者，即在省里没有备案，招生计划先由山东省分配至潍坊师范，再从潍坊师范划分到昌邑师范，昌邑师范的毕业生须由潍坊师范配发毕业证书。1981年后，普师班从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招生，学制改为三年。民师班从本县民办教师中招收，学制仍为二年。84、85两年，昌邑师范没有招收普师班，本县考生划分至高密师范就读。1984年，学校招收一个进修班；1985年，招收两个幼师班。1986年起，昌邑师范继续招收普师班。
1992年起，昌邑师范不再招生。1993年学校发挥原师范学校音乐、美术专业师资优势，开始招收高中音乐、美术特长班，后成立昌邑市艺术中学，与成人中专、教师进修学校三校合一，合署办公。2008年8月，教师进修学校并入昌邑市职业教育中心（潍坊工业学校）。2009年8月艺术中学更名为昌邑市高考补习学校，2015年更名为昌邑市文华学校，2023年9月更名为昌邑市科技中学。2016年5月，昌邑师范原校址拆迁，兴建金域观邸小区。
回望母校远去的背影，越来越觉得她很像我们身边的这条潍河，没有长江的一泻千里，也没有黄河的波澜壮阔。她，日夜不息地奔流，不在意自己的微小，默默地用每一滴水滋润着两岸的黄土地，最后汇入大海。多少年来，人们总想弄明白，她是什么时候汇流成河的？她的源头又在哪里？但多少年来，从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她的源头和形成时间，随着人们执着的追溯而不断前移。其实，她根本就没有什么准确答案，或者说她本身就是准确答案。我的母校——昌邑师范，其前身历经沧桑，时断时续，岁月塑形，时代赋名，但无论被称作传习所、讲习所还是初师、简师、速师，她都牢记自己的根本职责——教师的摇篮。顺着她的足迹，追溯遥远的过去，从清晰到模糊，岁月渐渐将其风化。我们终于明白了，潍河流域文明进化的需求，催生了教育的雏形，而渐次发展的教育形式，总要有人扛起“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师范教育应运而生。我们所查到的光绪年间的“师范传习所”，仅仅是依稀看清的一只模糊的“脚印”，远不是她的源头。而“1992年起昌邑师范不再招生”，也不是她的终点。她就像源远流长潍河，让怀抱里的每一滴水，都深深地润入这片鄑邑热土，最终汇入宽阔的大海。
这就是我们的母校——昌邑师范！（作者：王振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