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一）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共山东省委于1937年10月在博山成立了鲁东工作委员会，下辖昌邑、寿光、广饶、博兴、益都、淄川、博山、临淄等10余县，工委书记为季方华。鲁东工委按照省委“分区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抗日队伍”的工作部署，决定在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寿北、昌北和潍北地区发动武装起义，组建八路军鲁东游击队，起义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
1937年9月，李福泽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1月，奉命从延安返回昌邑与县委书记张智忠取得联系，共同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2月5日，在鲁东工委书记季方华组织领导下，七支队在潍县蔡家栏子和昌邑瓦城同时举起抗日大旗。
2月下旬，季方华、李福泽、薛绍庚、陆升训、姜振铎等同志带领留守昌邑的七支队60余名战士进驻柳疃街，与杨新元土杂部队进行谈判，决定共同收缴姜泊“五大功”家族的武装。当时，“五大功”家族共拥有长短支枪一百余条，不少枪支还是从德国、土耳其等国购进的，十分先进。双方协定，取胜后，所获枪支弹药两家平分。
“五大功”武装首领是宏裕号的姜仲廉。仲廉，本名亦泉，又字宗廉，生于1903年，北平国民大学毕业，祖父就是宏裕号的创始人、清末乡饮大宾姜其璐。伪满时期，姜仲廉任“五大功”东北功成银行常务董事、沈阳汽水厂厂长。
七支队张智忠、李福泽两位领导在姜泊村姜振铎的引荐下，开始与回到老家的姜仲廉展开谈判。但双方相持数日未果，七支队还牺牲了两名新战士。领导决定趁黑夜用火攻，但因天降大雨，屋上的麦秸草很难点燃。姜仲廉勾结国民党与敌伪拟袭击我们，在此情况下，部队不得不撤出对“门子里”的包围，转移至肖家营村休整。
亲自参加与姜仲廉谈判的七支队参谋长李福泽将军于1982年撰写的回忆录《八路军游击队第七支队成立情况》中，曾简要提到了他到姜泊筹枪的经历。1995年8月，北京新时代出版社出版了他（化名齐戈）的回忆录《转战沂蒙的老一团——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对筹枪事件的前后经过有过详尽的记述，现摘录如下。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树枝上的叶子完全凋落，只剩下一片片枯枝在寒风中抖动。赤裸裸的大地上，只是薄薄地洒了一层雪花，冷风卷着像绒毛似的雪花经田野里滚到路边，又滚进了沟沟渠渠，荒野里一片寂静。季方华一路顶着冷风，急急地走进了东冢镇，敲开了张智忠家的门，门一开，季方华就急忙迈进屋里，搓着双手说:“真冷!”
参加县委碰头会的人都到齐了。张智忠、董振才、李福泽、陆升勋，还有姜振铎。张智忠向季方华介绍了姜振铎:“这是刚从北平回来的姜振铎同志，是姜家泊人，原来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季方华高兴地说:“你回来得正好，‘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这是中央北方局的号召。目前，县里党组织的力量比较薄弱，前一个时期,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残酷镇压和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使我们的党组织遭到很大损失。从去年以来,有一些恢复和发展，但对于我们面临的任务来说，力量还是薄弱的,希望你及早投入工作。”
李福泽开国少将（1914.1—1996.12.24）
接着，对在昌邑建立和发展抗日武装进行了分析研究。一致认为，瓦城的条件比较好，瓦城是昌北的重镇，靠近潍北，便于和潍北共同行动，工作基础比较成熟，流散在民间的枪支比较多，已经组织了三十多人枪，同时，还收容了韩复榘部队一个完整的班，班长就是北白塔村的陈龙飞。眼下看人枪齐全，以这个班为基础，可以发展成七八十人的中队，让陈龙飞任中队长，再派翟瑞符去任指导员，这样就可以与马渠、逢翟联系起来。一旦昌邑县城失守，瓦城便可以成为理想的活动基地。
季方华说:“那好嘛！”
姜振铎接着谈了他从北平回来后的情况。他说，姜家泊是昌北有影响的大村，有长短枪七八十支，完全控制在姜仲廉手里。姜仲廉是姜家泊“五大功”的头面人物，他家原来在吉林榆树县开钱庄，后来将钱庄搬到长春，改名“功成玉”银号，发了大财，村里人因其老兄弟五个，所以称其家族为“五大功”。他原在北平国民大学读书，与张智忠和李福泽的大哥是同学，毕业后回到姜家泊。但这个人很顽固，他早在北平读书时就参加了国民党。
季方华问：“有没有别的办法，唤取他共同抗日呢？”
姜振铎说：“我考虑是不是请张智忠和李福泽去和他谈谈，做做工作，他和张智忠是同学，和李福泽家里也有点亲戚关系……”
季方华同意，便对张智忠、李福泽说：“你们俩可先找他谈谈，能动员他共同抗日那很好嘛，有枪又有钱。动员不成劝他保持中立，说服他把枪献出来。”最后，季方华说：“短短一个月，你们做了不少工作，有了一定基础，明天一早我就回潍北，那里急于起义，你们这里也要加紧。今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现在形势的发展使武装起义迫在眉睫了，一切起义准备工作要在这个月底完成，等李福泽等准备好以后，就到潍北那个洋药房找牟龙高，找到牟龙高就能找到我，还可以到小官庄找耿锡章，他是潍北的负责人。”
季方华把一切安排妥当，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风尘仆仆地返回潍北。张智忠送走季方华，就叫姜振铎去找姜仲廉先通通气，就说是老同学找他叙叙旧，顺便一起共商昌邑县的抗日大计。
十二月中旬，姜振铎送来消息说，姜仲廉同意一起谈谈，但只限张智忠、李福泽两个人，不能带武装人员进姜家泊。张智忠说:“真是老谋深算，其实他正盼着我们去，好摸摸我们的底。”
深谋远虑的姜仲廉确实想从张智忠那里摸摸共产党的底，他坐在太师椅上双目紧闭凝思对策，听外面传进话来说姜振铎领着张智忠、李福泽已经进了大门，忙说:“快请!”说着就迎了出去，装出亲近的样子一拱手,说:“哎呀!两位老弟，真是久违了!”
四个人在客厅刚一落座，姜仲廉便假殷勤地说:“智忠弟，咱们在北平是先后同学，俗话说，同窗好友，情同手足嘛！福泽弟就不是外人了，我和你大哥福源兄不仅是同学，我们两家还是世交，又是亲戚。今天二位大驾亲临寒舍，不知有何赐教？”
张智忠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仅是同学，又是邻村，应该无话不说。现在县长刘毓章跑了，警察局长李茂桢出来当了县长，他们光知道搜刮钱财，毫无抗日之意，早晚也要跑，咱县的形势非常紧张，想问问学长有什么打算？”
姜仲廉并不着急，慢条斯理地说:“我从北平回家，一心只理家务，从不过问世事。我在北平参加过国民党，你是知道的，那只不过是想找个门路，毕业后好找工作。后来我明白过来，当了国民党员也不一定给你安排差事，于是我干脆回家赋闲。你知道，我参加国民党后从未参加任何活动，我现在对世事是不闻不问，只知守村保家，别无他虑。”
张智忠耐心地和他周旋，说:“你的想法也有道理，但是在眼前急转直下的形势下，就不现实了，如何守住土、保住家，就值得去深思。在日寇大举入侵的形势下，哪里还有‘世外桃源’？县城失守已是指日可待，国都亡了，哪里还有家？我们都受过高等教育，你也学过历史，试看近百年中国的历史，不正是令国人痛心的苦难史吗？目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是当亡国奴，还是奋起反抗，这两条路何去何从，已经到了当机立断的时候了。国共两党打了十几年内战，但是在国家存亡的关头，终于放弃前嫌，一致对外，这就是以大局为重。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什么？一致对外,共同对敌嘛！我们是同窗，又是乡亲，不得不把话说明白了，你说是不是?”
姜仲廉耐不住性了，说:“具体地说，你们叫我干什么吧？”
李福泽是个急脾气的人，把话接过来，说:“眼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组织游击队，跟我们一起干，打日本鬼子！”
姜仲廉眨了眨眼，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我听说你从延安回到昌邑，就是为拉队伍打游击？”
李福泽直率地说:“对！我们虽说不是近亲，但还是有点亲戚关系，我大哥也是你同学，无论站在哪个方面，我们应当携手合作，共同抗日。你知道，我家的家业并不比你家的小，我决定把它全部献出来。”
姜仲廉摇摇头，故意装出为难的样子:“打游击我不行，我这身体经受不住，再说……”
李福泽说:“那你把枪支弹药献出来，当个开明士绅也好嘛！如果你不放心可以交给姜振铎，由他出面组织。”
姜仲廉默不作声，但他心里却在暗暗地盘算着……
李福泽继续说下去:“第二条路,是投降日本鬼子，当汉奸，做顺民。为了那几十亩地值得吗？那不是变成了历史罪人？不仅自己身败名裂，也把姜家泊的本族本亲都推到罪恶深渊里去了。我只问你一句:八路军过来了，你是不是想抵抗？”
姜仲廉被问得张嘴结舌，猜不透李福泽的意思，只是喃喃地说:“我打不了，我现在只是保家。”
李福泽接着问:“那日本鬼子进了城派兵来，你是打，还是投降?”
姜仲廉又是默不作声，避而不答。
李福泽继续说下去:“第三条路是没有的。在大敌当前，民族、国家的存亡关头，每个人都要作出自己的历史抉择，历史上的名将岳飞、文天祥，被后世所敬仰，而秦桧一类卖国贼则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任后人唾骂。大汉奸、满清状元郑孝胥，尽管一字千金却无人买；河北的殷汝耕，是国民党的元老，当了汉奸还不是遭到万人指骂？这就是历史！值得深思啊！你的地位不同，你们姜家几代人是资本家兼地主，你是姜家的头面人物，姜家的子弟在北平中学读书的，都是我的同学，我知道他们大都是热血青年，你不能不为他们的前途着想，不能带着他们走向历史的反面。为人在世，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应该下决心了！”
任你千言万语，姜仲廉依然顽固不化，总想搪塞过去：“我想过了，可是,我把枪交出去，土匪来了怎么办？”
李福泽尽管脾气急，但还是耐住性子对他说:“可以给你留下几支枪，小股的来了你守住炮楼就可抵抗几天，大股的勾结了汉奸来了你也守不住，只要参加抗日，八路军游击队可以保护你嘛！你的土地谁也搬不走。”
姜仲廉不想再谈下去，最后推诿地说:“你们说的有道理，容我几天时间，和家人们从长计议一下。”
张智忠、李福泽知道这是他的遁词，只好说:“好吧，你从容地考虑一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坚信，经过长期抗战，一定会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一扫近百年的国耻！今天有些言辞可能有不当之处，请原谅。”
出来以后张智忠认为，不采取军事行动是攻不破这个顽固堡垒的，他要姜振铎多做长工们的工作，并要特别注意他和厉文礼的来往。
日寇侵占昌邑县城后，接着就对柳疃镇作了几次试探性扫荡，想在这里修炮楼、安据点。于是,断了柞丝的来源，堵塞了丝绸的销路，户户拆机，人人逃难。区长陈恒章潜逃，区公所解体，训练班班长杨新元趁机招兵买马，用训练班的武器装备,拉起了一支队伍。
1938年3月2日，季方华、王培汉、李福泽率部队进驻柳疃后，通过谈判与杨新元达成联合攻打姜家泊村反动地主姜仲廉、收缴其枪支的协议。姜振铎跑来说，他原来已联络好姜家的一些青年携枪来参加游击队，不慎被姜仲廉发现，向他们宣布:“如果发现谁私通游击队，就要谁的命！”看来，姜仲廉已下决心投靠日本人，与咱们为敌到底了！
3月4日晚即布置强攻，由陆升勋率二中队几个队员抬着梯子、扛着门板悄悄地靠近姜家泊的围子墙埋伏起来。只见围子墙大门紧闭，炮楼上挂着盏马灯在冷风中摇曳着。不多时，支队长王培汉见突击队已进入指定位置，一声令下，突击队员开始架梯登墙，战斗打响了。早有准备的姜家武装居高临下，用密集的火力还击，突击队的进攻受阻。只是打灭了那盏摇曳的马灯，并牺牲了两名战士。趁黑夜又组织起第二次进攻，这时才发现，杨新元的队伍竟然一枪未发，早已撤离，只剩下突击队孤军作战，因而遭到姜家武装更猛烈的反击。派人去找杨新元，四处不见他的踪影。这时，姜振锋跑来报告，说姜仲廉已派人进城去联络日伪军支援。季方华、王培汉、李福泽、张智忠研究决定，放弃围攻，撤到肖家营休整，准备再战。
……
李福泽感慨万千：看来有了人，有了枪，并不等于有了自己的军队，部队如何带，如何作战，如何训练，还缺乏经验。打姜家泊本来可以取胜，把围墙挖个洞不就进去了吗？结果白白牺牲了两个同志。在肖家营，王绍洛已送来情报说，鬼子出城向北来了，部队已决定转移，却又要开会，又要休息一下再走，结果打了一个不应打的仗,真是一将难求呀!
1938年8月上旬，董从书、董京颐根据县委书记张智忠的指示。打入驻姜泊的土顽胡鹤亭部二中队一、二分队，利用同乡关系动员分队长董京平和冯丕志率部加入七八支队。二人利用七八支队经过姜泊西去清河地区之际，率领所属61人，并携带59支长短枪在姜泊村举行起义，编入了李福泽所属的一个直属连，仅留少部分战士留守本地，继续开展抗日游击活动。
（二）
1938年3月1日，国民党“山东抗日救国义勇军鲁东第一支队”司令张景月从寿光窜到姜泊村，逼迫姜仲廉交出了“五大功”的一百多条长短枪，委任姜仲廉为一支队三梯队梯队长（上校衔），并为他取名姜仰之；并将“五大功”武装整编为三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为功盛号的姜亦堃。
不久，张景月收编了四区胡鹤亭部300余人编为二大队，五区马文参部编为三大队，三梯队达到一千余人，队部就设在姜泊村。为了控制这股武装力量，他委派亲信马玉成担任梯队副（后为张如农）。三梯队下设八大处：参谋处主任傅管英，军需处主任杨守庭，副官处主任董明修，侦训处主任孙淑之，侦探处主任宋洪涛，书记处主任朱少文，军医处主任姜亦和等。
农历七月间，张景月直属十一大队大队长杨新元想夺姜仲廉的权，姜仲廉跑到了寿光去躲避风险。为了给姜仲廉撑腰，张景月一怒之下缴了杨新元的枪，并当场打死了抗拒缴枪的杨的参谋姜观五。他想让姜仲廉当骑兵营营长，被姜婉拒。其实，姜仲廉历来胆小怕事，被张景月的鲁莽举动吓破了胆，下决心脱离队伍，洗手不干，只身去了上海经营起了他的家族产业。
姜仲廉走后，一大队全部枪支归于张景月名下，显赫一时的“五大功”地主武装从此被张景月彻底瓦解。张景月还强行收缴了东冢、下营一带的地主武装，进一步壮大了自己势力。1938年冬，张景月所部被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收编为山东省保安第十五旅，任旅长。
张景月（1904—1978）
日本投降后，张景月任山东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兼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员。1947年，他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向寿光革命武装发动进攻，1948年其所属部队被消灭殆尽。1949年随国民党军迁往台湾，1978年病故。撰稿：姜在亮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共山东省委于1937年10月在博山成立了鲁东工作委员会，下辖昌邑、寿光、广饶、博兴、益都、淄川、博山、临淄等10余县，工委书记为季方华。鲁东工委按照省委“分区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抗日队伍”的工作部署，决定在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寿北、昌北和潍北地区发动武装起义，组建八路军鲁东游击队，起义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
1937年9月，李福泽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1月，奉命从延安返回昌邑与县委书记张智忠取得联系，共同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2月5日，在鲁东工委书记季方华组织领导下，七支队在潍县蔡家栏子和昌邑瓦城同时举起抗日大旗。
2月下旬，季方华、李福泽、薛绍庚、陆升训、姜振铎等同志带领留守昌邑的七支队60余名战士进驻柳疃街，与杨新元土杂部队进行谈判，决定共同收缴姜泊“五大功”家族的武装。当时，“五大功”家族共拥有长短支枪一百余条，不少枪支还是从德国、土耳其等国购进的，十分先进。双方协定，取胜后，所获枪支弹药两家平分。
“五大功”武装首领是宏裕号的姜仲廉。仲廉，本名亦泉，又字宗廉，生于1903年，北平国民大学毕业，祖父就是宏裕号的创始人、清末乡饮大宾姜其璐。伪满时期，姜仲廉任“五大功”东北功成银行常务董事、沈阳汽水厂厂长。
七支队张智忠、李福泽两位领导在姜泊村姜振铎的引荐下，开始与回到老家的姜仲廉展开谈判。但双方相持数日未果，七支队还牺牲了两名新战士。领导决定趁黑夜用火攻，但因天降大雨，屋上的麦秸草很难点燃。姜仲廉勾结国民党与敌伪拟袭击我们，在此情况下，部队不得不撤出对“门子里”的包围，转移至肖家营村休整。
亲自参加与姜仲廉谈判的七支队参谋长李福泽将军于1982年撰写的回忆录《八路军游击队第七支队成立情况》中，曾简要提到了他到姜泊筹枪的经历。1995年8月，北京新时代出版社出版了他（化名齐戈）的回忆录《转战沂蒙的老一团——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对筹枪事件的前后经过有过详尽的记述，现摘录如下。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树枝上的叶子完全凋落，只剩下一片片枯枝在寒风中抖动。赤裸裸的大地上，只是薄薄地洒了一层雪花，冷风卷着像绒毛似的雪花经田野里滚到路边，又滚进了沟沟渠渠，荒野里一片寂静。季方华一路顶着冷风，急急地走进了东冢镇，敲开了张智忠家的门，门一开，季方华就急忙迈进屋里，搓着双手说:“真冷!”
参加县委碰头会的人都到齐了。张智忠、董振才、李福泽、陆升勋，还有姜振铎。张智忠向季方华介绍了姜振铎:“这是刚从北平回来的姜振铎同志，是姜家泊人，原来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季方华高兴地说:“你回来得正好，‘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这是中央北方局的号召。目前，县里党组织的力量比较薄弱，前一个时期,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残酷镇压和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使我们的党组织遭到很大损失。从去年以来,有一些恢复和发展，但对于我们面临的任务来说，力量还是薄弱的,希望你及早投入工作。”
李福泽开国少将（1914.1—1996.12.24）
接着，对在昌邑建立和发展抗日武装进行了分析研究。一致认为，瓦城的条件比较好，瓦城是昌北的重镇，靠近潍北，便于和潍北共同行动，工作基础比较成熟，流散在民间的枪支比较多，已经组织了三十多人枪，同时，还收容了韩复榘部队一个完整的班，班长就是北白塔村的陈龙飞。眼下看人枪齐全，以这个班为基础，可以发展成七八十人的中队，让陈龙飞任中队长，再派翟瑞符去任指导员，这样就可以与马渠、逢翟联系起来。一旦昌邑县城失守，瓦城便可以成为理想的活动基地。
季方华说:“那好嘛！”
姜振铎接着谈了他从北平回来后的情况。他说，姜家泊是昌北有影响的大村，有长短枪七八十支，完全控制在姜仲廉手里。姜仲廉是姜家泊“五大功”的头面人物，他家原来在吉林榆树县开钱庄，后来将钱庄搬到长春，改名“功成玉”银号，发了大财，村里人因其老兄弟五个，所以称其家族为“五大功”。他原在北平国民大学读书，与张智忠和李福泽的大哥是同学，毕业后回到姜家泊。但这个人很顽固，他早在北平读书时就参加了国民党。
季方华问：“有没有别的办法，唤取他共同抗日呢？”
姜振铎说：“我考虑是不是请张智忠和李福泽去和他谈谈，做做工作，他和张智忠是同学，和李福泽家里也有点亲戚关系……”
季方华同意，便对张智忠、李福泽说：“你们俩可先找他谈谈，能动员他共同抗日那很好嘛，有枪又有钱。动员不成劝他保持中立，说服他把枪献出来。”最后，季方华说：“短短一个月，你们做了不少工作，有了一定基础，明天一早我就回潍北，那里急于起义，你们这里也要加紧。今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现在形势的发展使武装起义迫在眉睫了，一切起义准备工作要在这个月底完成，等李福泽等准备好以后，就到潍北那个洋药房找牟龙高，找到牟龙高就能找到我，还可以到小官庄找耿锡章，他是潍北的负责人。”
季方华把一切安排妥当，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风尘仆仆地返回潍北。张智忠送走季方华，就叫姜振铎去找姜仲廉先通通气，就说是老同学找他叙叙旧，顺便一起共商昌邑县的抗日大计。
十二月中旬，姜振铎送来消息说，姜仲廉同意一起谈谈，但只限张智忠、李福泽两个人，不能带武装人员进姜家泊。张智忠说:“真是老谋深算，其实他正盼着我们去，好摸摸我们的底。”
深谋远虑的姜仲廉确实想从张智忠那里摸摸共产党的底，他坐在太师椅上双目紧闭凝思对策，听外面传进话来说姜振铎领着张智忠、李福泽已经进了大门，忙说:“快请!”说着就迎了出去，装出亲近的样子一拱手,说:“哎呀!两位老弟，真是久违了!”
四个人在客厅刚一落座，姜仲廉便假殷勤地说:“智忠弟，咱们在北平是先后同学，俗话说，同窗好友，情同手足嘛！福泽弟就不是外人了，我和你大哥福源兄不仅是同学，我们两家还是世交，又是亲戚。今天二位大驾亲临寒舍，不知有何赐教？”
张智忠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仅是同学，又是邻村，应该无话不说。现在县长刘毓章跑了，警察局长李茂桢出来当了县长，他们光知道搜刮钱财，毫无抗日之意，早晚也要跑，咱县的形势非常紧张，想问问学长有什么打算？”
姜仲廉并不着急，慢条斯理地说:“我从北平回家，一心只理家务，从不过问世事。我在北平参加过国民党，你是知道的，那只不过是想找个门路，毕业后好找工作。后来我明白过来，当了国民党员也不一定给你安排差事，于是我干脆回家赋闲。你知道，我参加国民党后从未参加任何活动，我现在对世事是不闻不问，只知守村保家，别无他虑。”
张智忠耐心地和他周旋，说:“你的想法也有道理，但是在眼前急转直下的形势下，就不现实了，如何守住土、保住家，就值得去深思。在日寇大举入侵的形势下，哪里还有‘世外桃源’？县城失守已是指日可待，国都亡了，哪里还有家？我们都受过高等教育，你也学过历史，试看近百年中国的历史，不正是令国人痛心的苦难史吗？目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是当亡国奴，还是奋起反抗，这两条路何去何从，已经到了当机立断的时候了。国共两党打了十几年内战，但是在国家存亡的关头，终于放弃前嫌，一致对外，这就是以大局为重。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什么？一致对外,共同对敌嘛！我们是同窗，又是乡亲，不得不把话说明白了，你说是不是?”
姜仲廉耐不住性了，说:“具体地说，你们叫我干什么吧？”
李福泽是个急脾气的人，把话接过来，说:“眼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组织游击队，跟我们一起干，打日本鬼子！”
姜仲廉眨了眨眼，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我听说你从延安回到昌邑，就是为拉队伍打游击？”
李福泽直率地说:“对！我们虽说不是近亲，但还是有点亲戚关系，我大哥也是你同学，无论站在哪个方面，我们应当携手合作，共同抗日。你知道，我家的家业并不比你家的小，我决定把它全部献出来。”
姜仲廉摇摇头，故意装出为难的样子:“打游击我不行，我这身体经受不住，再说……”
李福泽说:“那你把枪支弹药献出来，当个开明士绅也好嘛！如果你不放心可以交给姜振铎，由他出面组织。”
姜仲廉默不作声，但他心里却在暗暗地盘算着……
李福泽继续说下去:“第二条路,是投降日本鬼子，当汉奸，做顺民。为了那几十亩地值得吗？那不是变成了历史罪人？不仅自己身败名裂，也把姜家泊的本族本亲都推到罪恶深渊里去了。我只问你一句:八路军过来了，你是不是想抵抗？”
姜仲廉被问得张嘴结舌，猜不透李福泽的意思，只是喃喃地说:“我打不了，我现在只是保家。”
李福泽接着问:“那日本鬼子进了城派兵来，你是打，还是投降?”
姜仲廉又是默不作声，避而不答。
李福泽继续说下去:“第三条路是没有的。在大敌当前，民族、国家的存亡关头，每个人都要作出自己的历史抉择，历史上的名将岳飞、文天祥，被后世所敬仰，而秦桧一类卖国贼则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任后人唾骂。大汉奸、满清状元郑孝胥，尽管一字千金却无人买；河北的殷汝耕，是国民党的元老，当了汉奸还不是遭到万人指骂？这就是历史！值得深思啊！你的地位不同，你们姜家几代人是资本家兼地主，你是姜家的头面人物，姜家的子弟在北平中学读书的，都是我的同学，我知道他们大都是热血青年，你不能不为他们的前途着想，不能带着他们走向历史的反面。为人在世，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应该下决心了！”
任你千言万语，姜仲廉依然顽固不化，总想搪塞过去：“我想过了，可是,我把枪交出去，土匪来了怎么办？”
李福泽尽管脾气急，但还是耐住性子对他说:“可以给你留下几支枪，小股的来了你守住炮楼就可抵抗几天，大股的勾结了汉奸来了你也守不住，只要参加抗日，八路军游击队可以保护你嘛！你的土地谁也搬不走。”
姜仲廉不想再谈下去，最后推诿地说:“你们说的有道理，容我几天时间，和家人们从长计议一下。”
张智忠、李福泽知道这是他的遁词，只好说:“好吧，你从容地考虑一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坚信，经过长期抗战，一定会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一扫近百年的国耻！今天有些言辞可能有不当之处，请原谅。”
出来以后张智忠认为，不采取军事行动是攻不破这个顽固堡垒的，他要姜振铎多做长工们的工作，并要特别注意他和厉文礼的来往。
日寇侵占昌邑县城后，接着就对柳疃镇作了几次试探性扫荡，想在这里修炮楼、安据点。于是,断了柞丝的来源，堵塞了丝绸的销路，户户拆机，人人逃难。区长陈恒章潜逃，区公所解体，训练班班长杨新元趁机招兵买马，用训练班的武器装备,拉起了一支队伍。
1938年3月2日，季方华、王培汉、李福泽率部队进驻柳疃后，通过谈判与杨新元达成联合攻打姜家泊村反动地主姜仲廉、收缴其枪支的协议。姜振铎跑来说，他原来已联络好姜家的一些青年携枪来参加游击队，不慎被姜仲廉发现，向他们宣布:“如果发现谁私通游击队，就要谁的命！”看来，姜仲廉已下决心投靠日本人，与咱们为敌到底了！
3月4日晚即布置强攻，由陆升勋率二中队几个队员抬着梯子、扛着门板悄悄地靠近姜家泊的围子墙埋伏起来。只见围子墙大门紧闭，炮楼上挂着盏马灯在冷风中摇曳着。不多时，支队长王培汉见突击队已进入指定位置，一声令下，突击队员开始架梯登墙，战斗打响了。早有准备的姜家武装居高临下，用密集的火力还击，突击队的进攻受阻。只是打灭了那盏摇曳的马灯，并牺牲了两名战士。趁黑夜又组织起第二次进攻，这时才发现，杨新元的队伍竟然一枪未发，早已撤离，只剩下突击队孤军作战，因而遭到姜家武装更猛烈的反击。派人去找杨新元，四处不见他的踪影。这时，姜振锋跑来报告，说姜仲廉已派人进城去联络日伪军支援。季方华、王培汉、李福泽、张智忠研究决定，放弃围攻，撤到肖家营休整，准备再战。
……
李福泽感慨万千：看来有了人，有了枪，并不等于有了自己的军队，部队如何带，如何作战，如何训练，还缺乏经验。打姜家泊本来可以取胜，把围墙挖个洞不就进去了吗？结果白白牺牲了两个同志。在肖家营，王绍洛已送来情报说，鬼子出城向北来了，部队已决定转移，却又要开会，又要休息一下再走，结果打了一个不应打的仗,真是一将难求呀!
1938年8月上旬，董从书、董京颐根据县委书记张智忠的指示。打入驻姜泊的土顽胡鹤亭部二中队一、二分队，利用同乡关系动员分队长董京平和冯丕志率部加入七八支队。二人利用七八支队经过姜泊西去清河地区之际，率领所属61人，并携带59支长短枪在姜泊村举行起义，编入了李福泽所属的一个直属连，仅留少部分战士留守本地，继续开展抗日游击活动。
（二）
1938年3月1日，国民党“山东抗日救国义勇军鲁东第一支队”司令张景月从寿光窜到姜泊村，逼迫姜仲廉交出了“五大功”的一百多条长短枪，委任姜仲廉为一支队三梯队梯队长（上校衔），并为他取名姜仰之；并将“五大功”武装整编为三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为功盛号的姜亦堃。
不久，张景月收编了四区胡鹤亭部300余人编为二大队，五区马文参部编为三大队，三梯队达到一千余人，队部就设在姜泊村。为了控制这股武装力量，他委派亲信马玉成担任梯队副（后为张如农）。三梯队下设八大处：参谋处主任傅管英，军需处主任杨守庭，副官处主任董明修，侦训处主任孙淑之，侦探处主任宋洪涛，书记处主任朱少文，军医处主任姜亦和等。
农历七月间，张景月直属十一大队大队长杨新元想夺姜仲廉的权，姜仲廉跑到了寿光去躲避风险。为了给姜仲廉撑腰，张景月一怒之下缴了杨新元的枪，并当场打死了抗拒缴枪的杨的参谋姜观五。他想让姜仲廉当骑兵营营长，被姜婉拒。其实，姜仲廉历来胆小怕事，被张景月的鲁莽举动吓破了胆，下决心脱离队伍，洗手不干，只身去了上海经营起了他的家族产业。
姜仲廉走后，一大队全部枪支归于张景月名下，显赫一时的“五大功”地主武装从此被张景月彻底瓦解。张景月还强行收缴了东冢、下营一带的地主武装，进一步壮大了自己势力。1938年冬，张景月所部被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收编为山东省保安第十五旅，任旅长。
张景月（1904—1978）
日本投降后，张景月任山东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兼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员。1947年，他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向寿光革命武装发动进攻，1948年其所属部队被消灭殆尽。1949年随国民党军迁往台湾，1978年病故。撰稿：姜在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