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主人公董廷梅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凭借个人经商积蓄和社会募捐，于1934年在昌邑文山之巅创办了一所中学，命名“昌邑私立九一八中学”。翌年正月开学，招生三百余人，这是昌邑教育史上第二所中学。文章对学校的办学过程、校园布局、师生情况、教学内容等都有详细描写，但由于作者当时是一名普通学生，对办学人董廷梅先生的身世知之甚少，只做了简要的描述。于是，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连串的问号：董廷梅先生的身世和家庭背景如何？他在办学前后又经历了些什么？我查阅资料、寻访师友，收效甚微。困惑之际，突然收到一手机信息：“我是董廷梅的曾孙女董丹丹，前些天搬家时发现了一张老照片，是老爷爷董廷梅的家庭合影。”我喜出望外，立即邀约在市博物馆见面。博物馆工作人员对这张泛黄残缺的珍贵老照片进行高清扫描并存档，摄协李发宁主席做了技术修复。通过座谈，了解到董廷梅身世和后人的基本情况。
日后，我迫不及待地赶赴济南，拜访了董廷梅的外孙李建民先生，畅谈整整一个下午，满载而归。
与董廷梅后人及姜占元先生座谈通过与董廷梅后人多次座谈，寻访姜在凤之子姜占元先生，查阅《五里堠志》、《五里堠董氏宗谱》等，基本厘清董廷梅四十载人生历程。由于资料匮乏缺失，部分内容来源于其后人口口相传，特别因董廷梅身份以及时代背景复杂，他的很多经历都对家人保密，家人知之甚少，文稿难免出现遗漏及欠妥之处，需今后补充完善。
一、家族身世
董廷梅，1898年出生于昌邑五里堠村。儿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在家乡教书。1925年去北平及东北谋生。1931年，他弃商从戎，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1933年初，他回到关内，在平津一带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年底返回家乡昌邑办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到寿光组织起一支抗日队伍。1938年国民党张景月部将其收编后杀害，时年40岁。
五里堠村，位于昌邑县城东北方向，文山西北脚下。古时官道五里设单堠，十里设双堠，以作里程标志，早期兼有军事治安作用。“堠”又称“堠墩”，为宽高各丈余的方土堆。明清时期，出昌邑县城东门往东北方向是通往莱州府的官道，离城五里位置设有堠墩。明前期，先有黄、邢二姓迁居堠墩东侧立村，得村名五里堠子。据《五里堠董氏宗谱》记载：“始族文戬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自四川迁徙昌邑，卜居于胶河董家老庄。文戬生四子秀、振、迪、鑑。秀为长支，居老庄，生子昇，昇生琦、珏、瓒、琰、瑁，瑁居隅庄生沐、泗。沐生大谟、大官。大官徙居南庄头生子全溪。七世全溪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由南庄头迁居五里堠，乃五里堠董氏始祖。董全溪生傑，傑生四子九宗、九长、九明、九富。三支九明繁庶犹盛，本村董氏十之七、八皆其后裔。”查阅董氏宗谱，董廷梅即为三支九明之后裔。另据《宗谱》记载，自九明祖始，家族出多名“太学生”或“乡饮介宾”。由此可见，董廷梅祖上不乏读书贤达，属代代相传的耕读世家。五里堠旧村董氏西大门曾挂一匾额，上书“东荣上献”四个大字。据考证，此匾额为董九明之孙董世馨于康熙28年（1689年）前后中岁贡时，因祖孙三代四人为“太学生”、一人为“乡饮耆宾”，正值西大门董氏光耀之时，由官府所赠。此匾额在“文革”时期被毁。
至清朝末年，董氏门第光耀渐退，主要以农耕为主，但家族读书之风绵延。1898年，董廷梅出生于西大门董氏之家，父亲董藏修，种地为生，家境还算中规中矩。董廷梅九个月丧母，奶奶一手把他拉扯大，蹒跚学步时就在家待不住，天天拉着奶奶的手往外跑，四、五岁时就拽着小脚的奶奶逛城里，后来城里的大街小巷、小摊商铺他都门清，十几岁时，就雇马车载着奶奶去潍县、莱州等地游玩。董廷梅弟兄四人，他为长兄，其弟依次为廷芳、廷璋、廷玕。七、八岁时，奶奶根本看不住他，父亲怕他玩儿“野”了，就把他送入私塾。令父亲想不到的是，他对那些枯燥的《四书》、《五经》竟然爱不释手，这为他以后接受新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2年，他受聘到离家不远的石湾店村小学担任教员。教书这种职业，在当时虽不会大富大贵，但足以养家糊口。董廷梅的骨子里有一股“闯劲”，家人都说他从小就“心大”，注定是一个干大事的人。1925年，27岁的董廷梅厌倦了眼下平稳安逸的生活，想走出去闯闯，看看外面的世界。
二、北上谋生
1925年春节过后，他带上仅有的积蓄和简单的行囊，告别熟悉的文山潍水，远走他乡。他选择的第一站是北京。北京是有名的六朝古都，历史文化底蕴丰厚，经济繁荣，他小时候听大人们讲关于京城以及皇宫里的故事，常常听得入迷。因为昌邑是有名的丝绸之乡，清末民初时期，很多昌邑人到外地开布店、绸缎庄。据《在京昌邑绸布业之我见》（高守信口述、徐言年整理）描述：“解放前同业公会时，我曾对昌邑绸布业在北京的情况做过调查，包括清末以前的老号和现有的大小号，昌邑在京的全部绸布商号一百余家，而北京全部绸布商号三百余家，昌邑约占三分之一；店员约有两千，背包行商约有五千，连随从人员在内，总数不下万人。”其中，柳疃人经营的“天有信”、姜泊“五大功”经营的“泰和号”等绸布庄，在北京生意兴隆、远近闻名。董廷梅来到北京后，做过背包行商，也做过学徒伙计，但这都不是他的真实目的，他的目标是有一家自己的店铺。他空闲时就到处考察市场、了解行情、请教同行，待时机成熟后，在北京东单租下一家店铺，主要经营土布和丝绸。布店即将开业，但该给商号起个什么名字呢？他冥思苦想，费尽心思。京报网《老北京店铺取名有讲究》有这样一段描述：昔日，经营布匹绸缎店铺的开山鼻祖被认为是瑞蚨祥、谦祥益等数百年的老店，它们的店东、伙计均来自山东，受孔孟文化影响，店铺字号名称特别讲究。据不完全统计，绸缎业带“祥”的字号就有十七家。此外，也多选像“源泰”、“谦盛”等字号。布庄用“祥”字的更多，至少有33家。董廷梅没有选用“祥”、“瑞”、“信”等字，也没用自己的姓氏“董记”冠名，而是从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联想到儒家文化的“天下大同”，最终他在门店上方端端正正挂上“大同号”牌匾。“大同号”布庄正式开业了。
据资料记载，宣统三年（1911年），昌邑绸商为进一步打通销路，拓宽海外市场，往北经山海关、奉天（今沈阳）、哈尔滨、满洲里，通过中东铁路到俄国。这是一条由昌邑绸商探索开辟的“北洋丝路”。经过十几年的打磨，这条“北洋丝路”已经十分成熟，昌邑绸商经此路线往返于中俄轻车熟路，生意还算不错。就在“大同号”布庄生意顺利经营之际，新的情况又出现了。据《在京昌邑绸布业之我见》载：“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党政府迁都南京，北京改称北平，一时市面萧条，一些商户不断倒闭。”董廷梅认识到，此时不能固步自封、坐以待毙，必须走出去考察和拓宽新的市场。经老乡同行介绍，他想沿着这条“北洋丝路”去东北甚至苏联走一遭，看看商机如何。他让三弟廷璋帮助打理布店生意，只身来到哈尔滨。哈尔滨繁华的街道、林立的欧式建筑以及穿梭来往的异域白色人种，令他眼花缭乱，耳目一新。据资料记载，在二十世纪初，哈尔滨居住着约1900人，其中大多数是俄国人。在哈尔滨暂住一段时间后，他结识了一些当地以及苏联朋友，经朋友介绍，他借助中东铁路的便利，乘坐火车来到苏联，平生第一次领略异域风情，更看到这里的商机。回国后，他决定在哈尔滨暂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位姓李的律师。李律师信奉基督教，留着长长的胡须，也许是职业习惯，总是表情严肃、不拘言笑。他的业务主要侧重于铁路行业的法律纠纷，平日业务很忙，收入颇丰，家境殷实，在哈尔滨很有名气。日子久了，李律师渐渐喜欢上这个年轻人，遂安排董廷梅到他的律师所参与一些业务。再后来，李律师的大女儿李秀贞和二女儿李竹萍先后嫁给了董廷梅。就这样，董廷梅在哈尔滨定居了。他利用哈尔滨交通上的便利，着人在北平打理好布庄的同时，又在寿光开了一家盐店，眼看着生意一天天好起来，他的小家庭也喜事连连。1930年，大夫人李秀贞为他生了个儿子，取名董铁军。翌年，长女董义军降生了。一对儿女的降生，给初为人父的董廷梅增添了无尽的幸福与希望。然而，1931年9月18日夜晚沈阳北大营突然传来的枪炮声，打破了他生活的宁静，更改变了中华民族历史长河的流向。
三、戎马倥偬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策动“九·一八”事变，以“柳条湖事件”为借口，炮击国民党沈阳守军营地——北大营。接到南京政府“不抵抗”命令后，守军长官无奈指挥全体官兵“将枪缴库，撤出营房”。次日晨，日军兵不血刃占领了沈阳城。随后，迅速占领了南满、安奉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据1931年9月26日《民国日报》载：“19日上午7时许，沈城陷落……俱是日军，复恃声威，到处侮辱市民，动辄枪杀……一般贫民惶惶不可终日，日人竟欲屠杀全城人民起往，可怜无数华民惨死于枪林弹雨之下，如此悲剧，数日内不知发生多少。”辽宁、吉林沦陷，日本侵略者铁蹄踏过辽、吉两省，进图黑龙江之际，却又放慢了脚步。因为日俄战争后，日本攫取南满中东铁路附近区域，北满中东铁路仍控制在苏联人手中，而且黑龙江与苏联接壤，日本在东北立足未稳之际，忌惮引起日、苏冲突，这为黑龙江省武装抗日赢得准备时间。10月10日，马占山出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任黑龙江省军事总指挥。他早已看清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拒绝其收买利诱，于11月4日在江桥与日军展开激战，打响了中国军队有组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枪。
“九·一八”事变后，董廷梅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暴行，义愤填膺，弃商从戎，在当地拉起一支队伍，随后加入马占山部，与日本侵略者展开真刀真枪拼杀。对于他在东北战场上参与的战事，资料鲜有记载，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他曾是马占山部的一名军官。姜在凤先生在《昌邑私立九一八中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935年春天，学校组织了一次旅行宣传活动。300多名同学排着长长的队伍，高举着九一八中学的大旗，吹号打鼓，向石埠进发。董老师身穿黄呢子军装，头戴黄军帽，脚穿一双红色高筒马靴，腰扎武装带，还佩有一支手枪，煞是威风。我们问他怎么武装起来了？他笑着说：‘这都是我过去穿过的衣服，高兴的时候就再穿穿。’同学议论，董老师在东北义勇军中官还不小。”另据董廷梅的外孙李建民先生讲：“我早年间曾经问二姨姥姥（董的二夫人李竹萍），我姥爷在东北当过什么官？他那时跟着谁干？姥姥说，是个旅长，他的长官是马占山。”
辽、吉沦陷，阻隔了黑龙江与关内的联系，使其成为一座“孤岛”。日军不断增兵，武器装备也明显优于马占山部。马占山频频向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张学良的北京行辕通电禀报战况，陈述黑龙江守军武器粮饷和兵员的匮乏。然而，南京政府除了将其“省政府代理主席”的“代理”二字抹掉外，绝无分文粮饷和一兵一卒的后援。1932年12月初，马占山部已弹尽粮绝，抵抗陷入困境。12月4日，马占山率卫队不得已流亡于苏联境内暂避。翌年4月19日抵达华沙，5月8日在罗马谒见张学良。是日，于斌大主教（籍贯昌邑于家庄）代表教皇授予其十字勋章，6月初转道新加坡、香港、上海抵达南京。马占山撤出黑龙江后，其残部失去统一指挥，各自为战，被打散的部队，或转入游击战，或退伍回家。董廷梅带着副官和几名卫兵潜入哈尔滨城（1932年2月5日被日军占领），褪去军装，化妆成商人或市民，转入地下，伺机杀敌，给日军制造了很多麻烦。据李建民先生回忆：“我姥姥（董廷梅大夫人李秀贞）曾跟我讲，那段时间，他大部分时间白天在家，夜晚外出。有一天凌晨，他带着两个手下人回到家里，其中一个人背了个麻袋，姥姥问麻袋里装了什么？姥爷说刚杀了两个日本鬼子，那是他们的人头。再后来，日本人就开始怀疑我姥爷，进而通缉他，还用重金悬赏他的人头。从那时起，姥爷在哈尔滨的处境极为艰难，随时都有被捉住杀头的危险。有一天，我姥爷在街道上被日本兵发现，围追堵截，当他跑到一胡同时已走投无路，情急之下逃进一大户人家。他跟这家主人指了指后面的日本追兵，主人心领神会，把他领到一间厢房躲进去。日本兵并没有看清他具体跑到哪一家，在这家主人的巧妙周旋下有惊无险。日本兵搜查一圈撤走了，我姥爷本想谢过救命恩人赶紧离开，但新的麻烦又来了。这家主人姓赵，籍贯高密，闯关东来到哈尔滨做生意，家有一女赵颖美尚未出嫁，姥爷刚才躲避的房间正是赵颖美的闺房，按照那时候的规矩，男人贸然闯入闺房，就要娶人家，不然会坏了人家的名声。此后，赵颖美就成了我的三姨姥姥。”
四、返回关内
据《五里堠志》记载：“1933年，董廷梅回到关内，在平津一带作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并开始募捐活动。”他当时作为日本人的通缉犯，想返回关内，谈何容易。首先，他要想办法从哈尔滨出城。董廷梅的孙子董新明先生说：“我小时候听三爷爷（董廷璋）讲，我爷爷当年为了出城，煞费苦心，三次历险才成功，其过程惊心动魄，有点像影视剧里的情节。第一次，他化妆出城，见日本兵正逐个查验证件，城门旁贴着他的通缉令，上面印有他的照片。看完通缉令，他惊出一身冷汗，悄悄转身返回。第二次出城前，他‘自我毁容’，用铁锅把大豆炒得滚烫，然后咬紧牙关，将右侧脸猛贴上去，顿时一半脸又红又肿，继而起了水泡。几天后，他一半脸涂满药膏再次出城，日本兵在盘查时发现端倪，要把他带走，他一拳把最前面的日本兵打倒在地，转身就跑。等那些日本兵回过神儿来朝他开枪，他已左冲右突消失在街道胡同里。第三次出城，巧遇邻里一家老人去世，他经过沟通，得到人家同意，出殡那天，从棺椁内撤出几块土坯，他先躺进去，然后按当地殡葬风俗将老人遗体装殓，经过一番掩饰，董廷梅终于涉险出城。但是，他的右侧脸上，永久留下了‘麻子’，难怪从他的照片上隐约看出左右两侧脸部略有不同。”
1933年初，董廷梅回到关内。首先，他赶赴北平，查看自己的布店。他不在店里的这几年，三弟董廷璋和伙计按照他的嘱咐精心经营，一切正常，效益还算不错。这两年，他连续征战疆场、敌后周旋，已感身心疲惫，想住下来休整一段时间。然而，此时的北平并不太平。这一年，日本特务机关在华北建立了分机构，日本特务以不同的身份出没北平街头，“大同号”布店不时有形迹可疑的日本人探头探脑。其时，董廷梅仍属日本特务追杀人员范畴，为躲避风险，他在北平短暂居住后迁往天津。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德、意、俄、日等9个国家先后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和协议，相继设立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的租借地。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后，侵略目标又指向华北地区，企图通过“华北自治”，控制华北的政局和经济，进而觊觎全中国。董廷梅从东北来到北平、天津，通过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更加认清日本侵略者的凶狠、残暴和阴险，而许多国人尚在迷茫和愚昧中徘徊，甚至有的卖国投敌，充当汉奸。他认识到，必须唤醒民众，一致抗日，民族才有希望。他利用欧美国家在天津的租界作掩护，通过演讲、分发画报等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募捐活动。据《五里堠志》记载：他从天津返回老家时，“还带回一些揭露日寇暴行的《九·一八纪念画报》。画刊中有日寇野蛮杀戮中国人的照片，有的用刀砍，有的枪毙，有的活埋，甚至用刺刀戳进幼儿的肚子举上空中，鲜血顺刺刀流下来，惨不忍睹。”当时，董廷梅购买了大量的画报，一边在街头演讲，一边分发画报。他年底返回昌邑老家时，将剩余的画报悉数带回。据李建民先生讲：“我小时候曾经在五里堠村住姥姥家，家房里放着很多画报，我姥爷遇难后，家里日子过得非常困难，经常断炊，姥姥就把那些画报拿到昌邑大集上卖掉了。”
董廷梅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引起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他再次感觉到危险正一步步向他袭来。他想换一种方式和环境，继续他的抗日活动。1933年底，他带着多年经商、从军的积蓄和募捐款项，返回了家乡——昌邑五里堠村。
五、文山办学
董廷梅这次回乡，想办一所中学。他主意已定，但付诸实施却困难重重。当他和村里长辈及家人们说出自己的打算时，他们都好心劝他，让他放弃建校，为自己和家中兄弟们置办点房屋和田产。那时，他家里确实很困难，兄弟四人，住着五间破房子，很少的几亩薄地，入不敷出。他耐心说服家人：“我办学是为了抗日救国，不抗日救国就不会有自己的家。我出外闯荡了这么多年，经历了好多事情，我去过苏联，当过律师，‘九一八事变’后还当过兵，我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杀害东北同胞的情形。我们不能当亡国奴，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才能保住自己的家”。此外，他想办学，还需征得县府的支持。他虽是昌邑当地人，但成年后大部分时间在外地闯荡，回到老家反而有一种“人生地不熟”的陌生感。特别是县府对突然从外地回来的他不了解底细，存有戒心。他多次去县府递交办学申请，反复解释说明，最后总算获批，但只能批复为“私立”学校，一切开支均属自费。即便如此，董廷梅已心满意足，如释重负，他又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办学不同于教学。他年轻时虽然在石湾店小学教过几年书，但这次他想办一所较大规模的、引入新的办学理念和教学内容的、半军事化管理的新式中学，谈何容易。他慕名拜访本县进步爱国人士、辛置志成小学校长魏海涵，虚心请教办学经验，并诚邀他为新办学校的董事，魏海涵慨然允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审批备案、资金到位后，他选取文山古庙为校址，于1934年春季开始大规模改建。
文山，原名东京埠、东山、龙岗。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知县周学闵迁建文昌庙于山巅，后因名文山。其后，围绕文昌庙形成庙宇建筑群。咸丰、同治年间，捻军东进，周边群众筑圩于此，庙宇损毁严重。光绪五年（1879）昌邑知县林介景率士绅重修文昌殿、奎星楼、启圣宫，三载告竣。光绪十一年（1885），绅士刘书麟等重修玉皇殿，文山庙宇恢复旧观。现存于昌邑市博物馆的《重修文山庙宇碑》对此有详细记载。清朝末年，特别是戊戌变法后，僧人还俗、用庙产兴学成为风潮，叠加民国初期新文化运动，各地寺庙渐渐萧条破败。董廷梅返乡时，文山之巅已是僧去庙空、门庭冷落。他登上山顶，但见草木萌发，春意盎然。极目远眺，四周景色尽收眼底，觉得这正是办学的绝佳场所。他找来工匠，把原有的玉皇殿、文昌殿、奎星楼及配房全部粉刷修整一新，又新建一座六间二层小楼和一排平房作教室。另外，还配齐了办公室、接待室、图书室、卫生室、后勤室、师生宿舍、伙房和饭厅，整修了宽阔的学生操场和篮球场。他还将原来古庙的大门拆除，重建了座北面南的学校大门，大门上方横书“昌邑私立九一八中学”。学校的四周建起了双层围墙，外墙的四角建有岗楼，有岗哨昼夜值班。
为早日开学，学校建设、教师招聘和招生工作穿插进行。他利用这几年在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地积累的人脉，广招人才，打造高水平教师团队。例如：特聘校长蔡韵池（河北人）、教务主任刘锡钧（吉林人）、语文教员吴老师和金老师（湖北人）等都是大学毕业生，本县聘任董海生、张秀峰等教员，大都是专科毕业或者本县师范讲习所毕业。1934年秋后，学校改建基本峻工，冬季开始招生，昌邑本地及潍县、平度、安丘等地学子纷纷报名。经过考试，春节前录取工作结束，1935年农历正月十六，学校正式开学。学校首届招生300多人，设6个中学班和2个附小班，其办学规模在周边区域是绝无仅有的。
董廷梅这次的办学宗旨十分明确，那就是抗日救国。在东北以及平津一带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使他清醒地认识到，日本侵略者的“胃口”远不止东北，其“野心”是整个中国，将来我们的家乡与日军必有一战。他希望通过办学唤起一代青年人的爱国之心，学好知识，增强本领，随时拉起一支队伍，抗击来犯之敌。学校建成后，他定名“昌邑私立九一八中学”，并亲自设计校徽，校徽为铜制，形状是一颗“红心”，中间斜书“昌邑私立九一八中学”，上下各两个篆体字“赤心”和“救国”。据姜在凤撰文回忆，开学典礼上，董廷梅老师讲了学校名字的由来和办学宗旨，他说：“我们的学校所以叫九一八中学，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九月十八日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我们中华民族蒙受苦难的日子，我们要不忘国耻，赤心救国”。
九一八中学实行军事化管理，师生全部住校，每星期一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每天早上统一出操，晚上九点下自习后，师生在大教室前列队集合，齐唱《流亡三部曲》等爱国歌曲，然后老师们轮流进行抗日救国演讲。除上文化课外，学校经常举办朗诵会、讲演会、故事会，还办有壁报栏，登载师生的散文、诗歌和学习感想等，多以宣传抗日救国为内容。当时，壁报栏曾登过姜在凤的一首诗歌，很好地诠释了九一八中学的办学宗旨。诗文如下：“昌城之阳，潍水之旁，文山顶上，有九一八学堂。培养人才，为建国栋梁，努力学习，锻练体壮。参加部队，拿起刀枪，收复失地，打倒东洋（日寇）！让日寇低头认罪，我们要和他算账！杀我多少同胞，盗我多少宝藏！欠下中华民族的血债，要叫他加倍赔偿！武装起来，打得鬼子投降！不赶走日寇，我们坚决不下战场！”
九一八中学属私立学校，设有董事会，董廷梅任董事长。他的全部积蓄和募捐、筹借的款项都用于了学校基建。除此之外，学校还配置了桌椅条凳、图书资料、文体设施等。为了给师生们提供好的学习办公条件，董廷梅还购置一台发电机，学校率先用上了电灯，每到夜晚降临，校园里灯火通明，成为文山一景，周边村民时常登山围观。开学后学校的日常开支越来越大，而此时学校经费，主要来源于学生缴纳的学杂费和生活费，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学杂费减免。这点收费对于学校开支杯水车薪，学校运转渐入困境。董廷梅曾联系苏联朋友，洽谈合作办学事宜，他们来学校现场考察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之后，他不得已把自己经营多年的“大同号”布庄捐给学校作为基金。
据1935年8月29日《华北日报》刊载：“山东昌邑私立九一八中学声明——查北平东单大同号原系董啸梧（廷梅）创办，于本年四月间，董啸梧将该号捐给本校作为本校基金。该号一切财产均归本校所有，业已呈报山东教育厅备案前，派本校事务主任董公符前往接收。关于该号一切往来，由董啸梧个人负责清理，与本校无涉。特此声明！”1935年秋后，学校经费告紧，开支发生困难，董廷梅只得四处求借。后来，身边的亲戚朋友全借到了，仍无济于事，他只好寄希望于哈尔滨的亲友。据李建民回忆：“当时我姥爷作为日本人的通缉犯，无法回到哈尔滨，就让我三姥爷董廷璋带着他的亲笔信去哈尔滨找一位故交，他按照信上的街道门牌号很快找到了那里，却见大门口已换上了日本宪兵队的牌子，两边还有日本兵站岗。三姥爷见状赶紧示意黄包车夫不要停车，迅速离开这是非之地，空手而归。”年关在即，学校经费亏空，已无法运转，董廷梅费尽心思，东挪西借，凑足外地聘请教师的路费，学生放假，学校关停。
学校停办后，董廷梅与本县曹家店的一位曹老师（名字不详）继续留守学校，打算筹足资金后重新开办。然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全民族抗战的警报正式拉响。据资料记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1月12日，日军第一次侵入昌邑，次日撤走，2月12日再次侵入并占据昌邑县城”。在日军侵占昌邑前，潍水两岸早已人心惶惶、风声鹤唳，全县的学校纷纷停办，躲避战乱。昌邑的另外一所中学——育秀中学也不例外，于1937年底关门停办，从此，昌邑的中学教育进入一段“空白期”。
六、再举义旗
董廷梅办学梦碎，面对强盗入侵，重新拉起队伍抗敌，是他唯一的选择。据《五里堠志》记载：“‘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侵犯中原，战火很快烧到山东，董廷梅在昌北一带组织过抗日游击队，但没有成功。日寇入侵昌邑前，他和曹老师到了寿光县，在那里组织了一支人数不多的抗日武装。”他到寿光拉队伍，是因为他前几年在那开了一家盐店，经济效益不错，也积聚了一些人脉。他先以盐店为立足点，招兵买马，再次打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招起一支不足百人的队伍。说是“队伍”，其实就是一个没有经过训练、没有枪支弹药、没有编织的农民、渔民、晒盐工和手工艺者集合体。队伍中，只有他一人当过兵、上过战场，与日军进行过面对面撕杀。他必须从零做起，对这些兵员进行全面整训。他把全体人员分成几个小队，物色几个精干人员担任小队长。没有枪支，就从民间收集土枪、大刀、梭镖等。他们白天进行军事训练，晚上聚在一起，董廷梅讲解东北抗日的经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以及基本的军事常识。此时的董廷梅内心十分焦急，日军步步紧逼，战斗随时都会打响，而自己的这支队伍没有装备、没有经费、没有编制，真正打起仗来，没有策应、没有后援，与装备精良的日军交战，无异于“鸡蛋碰石头”。他心里明白，这次抗战绝不会一蹴而就，是一场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他想起东北马占山的部队，鼎盛时加上收编的地方武装达到十几万人，仅一年半的时间就陷入困境，马占山等高级将领及卫队66人被迫撤入苏联境内。他深知后面的仗必须打！但如何打？必须知己知彼、精心策划。
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当地一支地方武装派人找上门来，商讨收编事宜。经过交谈得知，对方军事长官是张景月，队伍的名头是“山东抗日救国义勇军鲁东第一支队”。对方开出的条件是整体收编后，独立建制、配齐装备、发放军饷。董廷梅经过反复权衡，觉得要取得战场上的胜利，必须积聚力量、同舟共济。最终，他接受条件，谈成收编。
张景月（1904—1978），原名张寰峰，字景滁。山东寿光留吕乡张家庄人。1924年中学毕业后投军，在奉系军阀张宗昌所部第一六三旅当兵。北伐后，曾在国民党第三路军军事教育团军官队受训。1935年退役回乡，后继承其叔父张观桂（土匪出身）任寿光二区区队长，后任乡长、区长等职。据《民国山东史》记载：“1937年下半年，山东省政府日常工作陷入停顿……寿光县长宋宪章于县城失陷前携县库存款20余万元及其他资财，率所属武装撤逃，行至本县二区，武装被区长张景月截留，宋被驱，张景月以区长接管县政权。”1938年，张景月以抗日为名，组织“山东抗日救国义勇军鲁东第一支队”，其地盘迅速扩大，成为这一带实力较强的一支武装力量。抗战初期，张部还与日军有过几次交火，但随着战争的进程，他开始保存力量、消极抗日。为了争夺地盘，多次与周边部队发生摩擦，甚至与日军形成“默契”，乘日军“扫荡”之际，其部趁火打劫，谋取利益。
董廷梅率队加入后，本想与鬼子大干一场。然而，时间久了，他发现张景月及所带队伍根本不是真心抗日，“山东抗日救国义勇军鲁东第一支队”徒有虚名。“道不同不相为谋”。董廷梅逐渐与长官张景月产生分歧，萌生率队离开的念头。此时，张景月也有所察觉，便派人捉捕董廷梅。这天，董廷梅正在一饭馆吃饭，突然进来几个荷枪实弹的官兵，言明奉命带他到张景月司令部去一趟。董廷梅顿悟，张景月要拔除自己这颗“眼中钉”。他急中生智，对领队的小队长说既然酒菜已上桌，不如先一起吃饭，然后我跟你们走。小队长原先与董认识，见饭馆没有后窗，安排两名士兵把住门口，便应允一起先喝几杯。席间，董廷梅说我再去添两个菜肴，那个小队长警觉地跟着他寸步不离，等厨师做好菜，他把两盘菜递给小队长，说你端进去，小队长放下菜回头一看，董不见了，把门的士兵没有看到任何人外出，他们搜遍饭馆的里里外外，不见董的踪影，最后发现厨房旁边的柴草间有一个小天窗，他由此逃走了。这次逃脱后，张景月派出得力人员全力搜捕。最终，董廷梅以及多年跟随他的曹老师等七人被捉捕关押。在狱中，张景月让他写“悔过书”，他却大书特书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民主革命纲领。据李建民讲：“我姥爷被张景月关押期间写的那些材料，临终前通过我母亲（董平军）转交给我的二姥姥（李竹萍，董廷梅在寿光期间，她随军，但董被关押期间不得见面，只有6岁的女儿董平军可见面），1978年我到徐州大姨（大夫人李秀贞女儿董义军）家曾亲眼所见其中的一本，封面书写《狱中纪实（三）》，据说一共四册，其他三册我没有见到，我大体翻看了一下，主要提到‘三民主义’、‘孙中山’等内容，全部用小楷毛笔字书写，字体相当漂亮。只可惜后来多次搬家，这些材料就找不到了。”
对于董廷梅所谓的“悔过书”，张景月根本不感兴趣，其杀董决心已定。张景月派人告知董廷梅家人，抓紧时间拿钱赎人。此时，董廷梅早年间积蓄全部投入办学，北京商号捐给学校。老家这边家境渐落，一时半霎拿不出这么多钱。正在家人加紧筹钱之际，张景月已失去耐心。1938年阴历11月27日，董廷梅在寿光被活埋杀害，一同被害的还有多年来跟他亲如兄弟的曹老师。噩耗传来，家人悲痛欲绝，三弟董廷璋赶到寿光，含泪扒出兄长尸首，用小推车运回老家，殡于五里堠董氏茔地。这位辗转多地投身抗日的硬汉，虽屡次避开侵略者明枪暗箭，却没有躲过同僚残忍杀害。他来到这个世界，亲身经历了封建王朝的终结、民国时期的动荡和抗日战争的残酷。他没有看到日寇投降这一天，生命的时钟却戛然而止于不惑之年，从此长眠在文山脚下。
附：董廷梅的家人和学生情况简介
董廷梅一生娶三位夫人，分别是大夫人李秀贞、二夫人李竹萍和三夫人赵颖美。李秀贞和李竹萍是亲姐妹俩，自小受父亲影响信奉基督教。他共有五个子女，因为孩子们都出生于日寇侵占东北时期，他依次给孩子们起名为铁军、义军、平军、勇军和血军，表明了董廷梅参加义勇军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和骨气。
李秀贞生育一子一女，分别是儿子董铁军和女儿董义军。1930年，董铁军降生，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侵占东北，兵荒马乱的环境下，幼时的铁军没有享受到平静安逸，时常在睡梦中被隆隆的枪炮声惊醒。不满3岁就随父母回到关内，在北平、天津短暂居住后，返回老家五里堠村。儿时随父母辗转流离，铁军自幼体弱多病，十二岁时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1931年，董义军来到这个世界。这一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是中国人民十四载血雨腥风抗击日寇的开始之年。董义军的降生，没有留住父亲董廷梅从军的脚步，她在母亲的怀抱中一天天长大，直到1933年举家迁回老家。据《五里堠志》记载：“‘九一八’事变后，董廷梅回到故乡五里堠，随行的有三位夫人，还有一位随身副官艾春阳……1936年冬，董廷梅再度外出后，其妻小在家日子过得很艰苦。那位可敬的艾春阳先生一直帮着支撑这个家，苦日子过了很久，一直等到李秀贞的大女儿（董义军）能帮助妈妈到井边抬水，艾春阳才黯然离去。”此时，董家人的生活极为困难，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孩子们经常跟着大人饿肚子，李秀贞忍痛割爱把董义军寄养到哈尔滨的亲戚家，那时亲戚家也不宽裕，多次想把孩子送回来，但李秀贞心里明白，儿子早早得病死了，女儿必须好好活下去，即使在亲戚家不受待见，也不能接回来。董义军在哈尔滨亲戚家渐渐长大，后来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所随军学校就读，学习成绩优秀。解放后，她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就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矿业大学从教（该大学在解放后，先后经历中国矿业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和四川矿业学院等历史沿革，1978年在徐州重建，恢复中国矿业学院校名，1988年更名为中国矿业大学），随校辗转多地，后定居于江苏省徐州市。目前，董义军女士是董廷梅子女中唯一在世的。
李竹萍生育一女一子，分别是女儿董平军（另名董新毅）和儿子董勇军（另名董正良）。1932年，董平军降生，第二年春节过后，董廷梅带着全家回到关内，第一站就是北平。或许他当时想定居北平，也或许他希望关内太平，永无战事，他给女儿起名平军。然而，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所谓“太平”只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奢望。在北平仅住了几个月，又来到天津。是年底，他带着一家人，回到老家五里堠村。因此，董平军儿时在五里堠村度过。她在本村读过几年小学后，又到潍县乐道院继续学习，在这所教会学校，她接触到西方医学，毕业后经同学介绍，就职于济南成风面粉厂，当了一名厂医。董平军信奉基督教，定居济南后，经常到教堂做礼拜，她有一部《旧约全书》，至今由李建民先生珍藏。1933年，董勇军（另名董正良）降生。他成长于老家五里堠村，青年时期参军入伍，退役后回本村务农，曾担任生产队长。
赵颖美生育一个儿子董血军（另名董正善）。1934年董正善降生，董廷梅遇害时他才四岁。此时，一家老小的生活极为凄惨，无奈之下，他六、七岁就跟着哥哥董正良到处讨饭吃，城里那几家饭馆的掌柜早就听说过董廷梅的传奇事迹，并敬佩他的民族气节，得知讨饭的小哥俩是董廷梅的孩子后，经常接济他们一些干粮。邻亲百家看到这俩孩子可怜，也时常送来吃的，后来村里都说他们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成年后董正善到哈尔滨谋生，经亲戚介绍被安排到一窑厂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外蒙古进行经济援助。1955年五、六月间，我国分八批派往外蒙古7451名援建工人，董正善就是这批援建队伍中的一员。但后来随着中俄两国关系恶化，外蒙古倒向苏方，中蒙关系恶化。自1961年开始至1964年，我国派出的援建人员陆续撤回。董正善返回老家昌邑后，在本村务农，曾担任生产队长。
董廷梅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大，身下有三个弟弟，分别是二弟董廷芳、三弟董廷璋和四弟董廷玕。其中，与董廷梅关系比较密切的是董廷璋和董廷玕。董廷璋为人诚实，办事稳妥，是董廷梅事业的得力助手。董廷梅早在北京创办“大同号”布庄，后去哈尔滨定居，便委托廷璋帮助打理生意。1935年董廷梅办学经费遇到困难，也是安排他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哈尔滨与朋友对接，遇到情况突变，他能够随机应变、转危为安。由此可见，董廷梅对三弟廷璋非常信任，重要事情都交由他去办理。董廷梅遇难后，廷璋徒步去寿光为他收尸。当时，时值冬季，他用双手一点点扒开冻土，取出大哥董廷梅的尸首，自己的十指全都磨出了鲜血。四弟董廷玕，1935年就读于九一八中学附小，学校停办后，曾在八路军一被服厂当工人（据李建民先生讲此被服厂大致在昌邑北部、潍河以东），抗战胜利后到北平、天津一带做布匹生意。建国后在青州百货公司工作，退休前是该公司的党支部书记、经理。
现存这张董廷梅唯一的家庭合影，据其后人辨认，前排中间是董廷梅，他怀抱的幼儿是董勇军（董正良），左一为其三弟董廷璋，右一是其二夫人李竹萍，襁褓中的婴儿是董血军（董正善）。后排左一是其三夫人赵颖美，右一是其四弟董廷玕。
董廷梅创办的“九一八”中学，从开学到停办仅一年时间。学校虽然存在的时间短暂，却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他们有的奔赴抗日战场，有的成了教师、干部，还有的辗转到国外经商，在不同的岗位发挥自己的才智。由于办学时间短，停办后经历战火，学校没有留下任何档案资料，幸好姜在凤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撰写了《昌邑私立九一八中学》这篇文章，较为翔实地描述了当年学校的境况，为我们了解董廷梅和他所创办的“九一八”中学提供了珍贵资料。现简要介绍几位学生的基本情况。
姜在凤，1918年3月出生，卜庄肖家营村人。少年时在本村读小学，1935年就读于“九一八”中学，学校停办后，于1936年考入育秀中学继续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育秀中学于1937年底被迫停办。之后，他在本村小学任教员，间隔本村务农。1951年起正式入职教师职业，先后在庙头小学、六甲小学、夏店完小、姜家泊完小等学校任教，退休前系龙池中学教师。“文革”期间曾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10月平反。他擅长写作，曾著有《昌邑私立九一八中学》、《日寇包围肖家营与季方华脱险》等文章。
朱成章，1921年12月出生，奎聚街道中台社区人。1935年就读于“九一八”中学，1945年9月参加工作，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本村自卫团团长、联防民兵连连长、昌邑警卫营参谋。1948年3月参加华东野战军随军学校，11月到郑县任职。1952年10月调郑州市委宣传部，先后任副科长、郑州专区行政干部学校副校长等职。1958年调任河南银行干部学校党委副书记、农业银行党委书记。1972年5月任郑州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书记、行长。1978年任郑州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1985年6月离休，批准为地厅级干部待遇。
张锡恩，1922年2月出生，昌邑双台前埠村人。儿时在本村私塾读书五年，1935年考入昌邑私立“九一八”中学。1937年来到印度，成为一名走街串巷叫卖昌邑丝绸的“背包客”。1947年考入中国政府在孟买开设的中国银行。1951年“五一”节应邀回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1962年印度当局排华，关停孟买中国银行，他转赴荷兰巴领市开设“北京酒楼”。创业成功后，他不忘家乡教育事业，曾多次为山东省华侨中学、双台前埠小学等学校捐款。1987年，他捐款10万元创设“鸿启奖学金”，奖励潍坊市以及昌邑市高考成绩突出、品学兼优的学生。1998年5月20日，张锡恩先生在荷兰去世。
撰稿：王振江
素材提供：董丹丹等
参考文献：1、《民国山东史》——吕伟俊主编2、《马占山将军传》——马志伟著3、《昌邑文化博览》——王蔚成主编4、《五里堠志》5、《昌邑五里堠董氏宗谱》6、《天南地北昌邑人》7、《昌邑私立九一八中学》——姜在凤 朱子荣8、《在京昌邑绸布业之我见》——高守信口述 徐言年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