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于荫堂，原昌邑县岞山西夏湾村人，于溆次子，字志高，生于1867年，因其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五，又任过泗城知府、苍梧道尹，故族人常称其“五大人”。于荫堂少负奇才，读村塾时师从于乃庚、于会柽，聪颖好学，博文强记，况且又英俊倜傥，深得乡党赞许。二十岁考中廪生，后清政府废除科举，自学自修数年，时有诸城古琴大家王心源来村塾坐馆，业余时向其教习古琴曲谱，于荫堂心领神会，王心源把其所会琴曲和技艺尽传于他，并将家传至宝，一把宋朝的焦尾琴与之相赠，二人遂成莫逆。后经友人举荐，应聘于京城岑春煊家任塾师。岑春煊喜爱古琴，自听得于荫堂弹奏一曲《刘伶升仙》后，自感如痴如醉，在仙道中不能自拔。二人常在月下弹奏此曲，一时在京城传为佳话。于是让其带他的两个儿子在课余时跟随于荫堂演习琴谱，以此来陶冶情操，砺其心志。
岑春煊（1861-1933），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人物。字云阶，号炯堂老人，曾用名云霭、春泽。壮族，广西西林人。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少年时放荡不羁，1885年考取举人，以恩荫入仕。甲午中日战争时前赴战场，1898年因力主变法维新而得光绪帝青睐，提拔为广东布政使，1899年调任甘肃布政使。
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引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5月28日，八国联军逼近京城，岑春煊在甘肃听说后，率2000兵马星夜兼程赶来“勤王”，到了北京后被调到张家口驻扎以备俄。8月14日，北京失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岑春煊被招来护驾，被任命为前路粮台督办。岑春煊深明形势，与家人告别时，力言嘱托于荫堂：“外夷兵临城下，京都难保，一场大难迫在眉睫，我即将护送太后和皇上西去，我走后，我家由你来代我行权，洋夷若攻进京城，家中的妇幼丁男，均由你来安派处置，男者当逃则逃，女者为守住妇道贞节，临难时当诛则诛!”并把自佩宝刀解下，交到于荫堂手中，让他在家中代行一切权力。说完，岑春煊即护驾往西安去了。
于荫堂对岑春煊的信任倍感压力，若在京城待毙，不如弃家逃生，岑家不在乎家财，举家平安才是他最大的期盼。岑春煊走后，于荫堂遂带领岑家老少妇幼，出城避难于涞水县山野村居。钟鸣鼎食之家，在国难来临之时，如同丧家之犬，依附农家小户而苟且偷生。
山野远离京都，信息全无，京城尚在否？府第尚在否？无人知晓，山野荒村能否保身，无人能料。于荫堂便与岑夫人相商，言明狡兔三窟之理，为保其岑家这两棵血脉根苗，决定岑夫人暂留涞水，由他带领岑春煊的两个儿子南下太行。岑家二子尚幼，路途中的衣食住行皆由于荫堂一手操办，二子虽生于豪门，尚能受此累屈而无怨言。
三人行不数日，洋鬼子的枪炮声未闻，唯见农家耕种于野，炊烟升腾于天，一片祥和景象。一日走出山坳，只见平川千里，稼穑茂生，打听地名，知已到衡水地面，三人车舟并行，只为求安而不惜钱财，一路住店打尖，沿途观景，所见人文古迹，于荫堂都尽情讲解，使得岑家二子把燕赵之典，尽收怀中。
一日走到一个村庄，村民在演社戏，所演剧目《四郎探母》，三人驻足观看，杨四郎冒死探母的剧情勾起了于荫堂思念家乡的情绪，决定带领岑家二子回山东昌邑县夏湾家中避险。
于荫堂回到了家中，乱世的动荡未波及故土。族叔于渤见到他带领岑家二少爷返里，当场对他严词训斥，怒言：“京都之乱，关乎社稷，阀门之家，当差最难，主家信任，更应置生死度外而护之。况且岑大人远离京城，一家生死未卜，你却带人家的两个儿子负风险而远行归里，你可知岑大人此时想的是什么吗？劝你赶快打点行囊，西行山陕，把两个儿子交于岑大人手中。你身在燕地，却不知完璧归赵之理，身在豪门却不知应差顺和之为，真乃是竖子无知！”于荫堂听到了族叔于渤的训斥，自感心虚，惊出了一身冷汗，遂带领岑家二子，星夜兼程西行，路过东昌府时见官府塘报，得知岑春煊护送慈禧皇太后的圣驾到达西安，三人大喜，水旱两路，车船并举直奔西安而来。
经过一路风尘仆仆，岑春煊护驾终于到达西安，慈禧太后因岑春煊在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雪中送炭，对岑春煊大加褒奖赞赏，授其为陕西巡抚。又过了一段时间，于荫堂也护送他的两个儿子来到了身边，大难之刻，父子相逢，惊喜之情，难以言表。
岑春煊就把于荫堂护送家小的忠贞之为上报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赏银二十两，银两虽少，但这是皇家赏赐，故在于荫堂家大门上悬有“御赐银两”的匾额，以显其殊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月，清廷大臣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议和成功，清政府的统治归于正序。翌年，岑春煊调任山西巡抚。岑春煊审时度势，力言“山陕大灾之后，万不能再开战衅”，令娘子关、固关守军后撤，以示讲和诚意，先解决毓贤在任时的教案遗留问题，并预拨银两给传教士，杜绝联军进兵口实。后来这笔钱被传教士李提摩太捐作山西大学堂创办费用，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学。除此之外，岑春煊还聘请日本教员，创办了山西农林学堂。在山西兴办新式学堂是
他主张变法自强的最早实践。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岑春煊调任广东，未及上任，四川总督奎俊因镇压四川义和团不力而去职，岑春煊遂赴四川署理总督。
岑春煊放任署理四川总督期间，他复奏慈禧皇太后，放任于荫堂为四川督署文案之职。待不数月，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又为平息广西土匪，清廷令岑春煊署理两广总督，督办广西军务。岑春煊调于荫堂跟随身边，于荫堂改任广东行营文案，曾兼职广东临全大江局，使各地船只通关有制，进出港岸有序分流；广东官银钱分局差，所出钞票发行江南各省，通兑各大商行；任广西混成协工程局局长，使广西锡矿的营建和开采形成了规模；再任广西禁烟分所提调，严防了外来烟土的偷运；再任富川县、贺县两县锡矿局总理等职，为两广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因有岑春煊从中周旋保举，越二年被放任扬子江南京下关关长。
扬子江即是长江，其关设在南京的下关。长江自古就是中国东西漕运的大通道，江浙一带的盐、米、茶叶、丝绸、木器、器具等都通过长江运至两湖、巴蜀等地区。西部地区的木材、蜡染、牲畜、铜器、美石、烟草等也源源不断的运至江浙等地。浩渺江面，白天千帆竞过，夜晚渔火通明，自是一片繁华景象。所过的船只，都得经过关卡查验，船家经其验讫，方可放行，每验一船都要收取验讫银，是一无本的生意，更是清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清廷大员都对此职觑觎日久，多人翘首以待，梦盼心祈，望若登仙。但这等美差就在岑春煊和清皇室的呵护下落到了于荫堂的头上。
于荫堂在下关任职一年，曾兼任数职，所得俸银丰厚，因善于上迎下合，深得上司赏识，多次得到苟延残喘的清廷褒奖，夏湾庄族人多有投奔。为保自身进退，周旋于官场之中。从下关所扣税银中礼送岑春煊，笔者见到他的一份礼单，所送银两数额让人瞠目。
光绪三十二年，奕劻以云南片马民乱，以需要处理为由，将岑调任云贵总督，驱离权力中枢。岑遂称病拒不就任，停留上海，观望政局。在此形势下岑春煊保举于荫堂出任广西泗城知府。
于荫堂初到任所，见其地荒蛮废教，民生维艰，出于对清皇室的忠心和岑大人的知遇之恩，尚能尽职尽责，励精图治。除却弊端，厘清积案，一时泗城地面呈现出了新的气象，为褒奖于荫堂的政绩，光绪皇帝赐给黄马褂及宫灯，颁给于荫堂祖父锡龄、父溆、叔父渤为资政大夫的虚职，敕命于荫堂之祖母翟氏、母傅氏、妻姜氏为三彩敕命夫人。说起御赐宫灯，在河西葫芦埠于家还流传着这样一个趣闻。有一年，葫芦埠于家唱年戏，为壮行色，葫芦埠于家专程派人到西夏湾泗城府借了一对宫灯挂在戏台上，官府知悉后，还专门派出兵丁对宫灯予以保护。
但大清朝的皇运已尽，乱象丛生，政令不能通达，各省自治风潮暗流涌动，即便是贤臣能将也难抵挡民主共和之狂澜，于荫堂只得在任所混天撩日，静观待变。
不久，袁世凯在朝政倾轧中失利，自请开去本职以外一应兼差。岑春煊认为时机已到，不再称病，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5月3日（农历三月二十一日），突然从汉口上京晋见慈禧，获授邮传部尚书，得以留京，与周恩来六伯父周嵩尧（任邮传部郎中）同在一起共事，一时岑春煊、军机大臣瞿鸿禨声势大盛，隐然有独揽朝政之意。
一个王朝气数绝尽，再亲近的能臣也都众叛亲离，曾泱泱不可一世的大清国难逃灭亡的命运。不久全国独立风潮云涌，清王朝的皇帝溥仪宣布退位。二次革命后岑春煊顺应历史潮流，参加护国护法，成为民国时期护法军政府总裁主席，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两广司令部成立时，将士们公推岑春煊为都司令，又公推梁启超为都参谋。岑春煊在就职宣言中说：“天下之督责，不负两广之委托者，惟有两言：袁世凯生，我必死；袁世凯死，我则生耳！”他号召大家“解除旧怨，与子同仇”，集中精力，共同杀贼。作为反对袁世凯的旗帜，当时是非他莫属。此时于荫堂在岑春煊的蔽护下，于一九一四年改任苍梧道尹。
苍梧道地处边陲，壮乡风俗，别于中原。守旧难新，众乏教化，民多强悍，生产落后，物资匮乏，交通不便，水旱不达。因于荫堂曾任过下关关长，深知交通在民生中的地位，任职后为报岑春煊知遇之恩，上任后体察民情，考察江河水路，在水路两旁开采锡矿，并自任锡矿总经理。为使民生中最紧缺的食盐布匹运进，当地所产的银锡矿产和红盐（红糖）运出，沿途考察珠江和其它支流的水路，号召当地船工在珠江支流上架设柳编坝，水流浅时柳条编就层层截水，使水位升高，以便船运拉纤上行，阴雨连绵时就撤编溢洪。在每个柳编坝处设立收税关卡，所得税银统归官府。这本是一个利国利民的举措，但在清亡民兴之初，民国要职多为清朝旧员，沿袭清制，难图革新。地方势力，独霸一方，个个都像是土皇帝，对民国政府派去任职的官员根本不放在眼里，壮乡还是停留在土司制度的管辖范围之内，致使政令不达，秩序难维。于荫堂为求在苍梧道上政令通行，柳编坝收取税银得以实施，从夏湾及邻村招募二十多名年轻武功高手，把村儒于耀庭（外号于万能）召集麾下，尊为账房先生。
柳编坝设卡，收取税银，起初当地土司未觉，后见船只渐多，运出的锡锭到广州后获利高昂，虽官库得到充实，但这是初创，政府不知其获利丰蕴，从不让地方上缴税银，虽然苍梧道年年给土司送上大礼，红了眼的土司不满情绪日增，他们找到了岑春煊的族叔岑毓侠，让他出面，夺回柳编坝的税权。税权之争愈演愈烈，双方械斗时有发生。仅在贺县英扬关的一次械斗中，被于荫堂招募去的家族武功人员被打死了十多人，后被葬贺县义墓。
于荫堂在苍梧道所得到的银元，像开闸的河水，源源不断地运到夏湾。家人借机抢购土地，仅在安丘、高密两县就有佃户庄子四十多个，土地上百顷。在潍县、青岛、济南等地设立商号，同时一座富丽堂皇的府第在夏湾庄拔地而起，其用料之考究，建筑之严谨，规模之宏伟，气势之威严，在潍水东岸仅此一家。因于荫堂苍梧道尹的治所在泗城，他又担任过泗城知府，故人们把他在夏湾村修建的庄园称为泗城府。
官、壮双方械斗连连，跟去的夏湾武功人员死伤殆尽，于荫堂深感形势之危，就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把官印悬于厅堂，安排于耀庭留守处理后事，把任所家财细软悄悄装船，沿珠江顺流而下。岑毓侠得知于荫堂远走广州的消息，命人沿江乘快船追赶，于荫堂就把装在船上的锡锭抛到江中，壮民以为是银锭，都下船捞拣，赢得时余，于荫堂顺利的到达广州港，将所带钱财受雇福威镖局托运胶澳（青岛），他与几个亲信坐轮船经上海转至胶澳归家。
于耀庭在苍梧道上留守，责任是处理道尹遗留事宜，但他极为聪明，心想这不是留我在此地等死吗？于荫堂前脚刚走，他后脚跟随。他取道贺县，经衡阳至汉口，船至上海，换船至胶澳，待到于荫堂回家时，于耀庭早已归家数日。
于荫堂在苍梧道尹任上风光了几年，靠其自身的聪明才智和手中的权力，上下打点，奉迎官场，取得民国官员的高度信任，一时名震两广。但他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牺牲，他所带领去的二十多名年轻武功人员（也有外村的），多数死在苍梧地面，现在能知道姓名的有：于经武（耀光）的哥哥于耀文、于观仁的老爷爷于太古、于化千的爷爷于太横、于恒明的爷爷于化南等。在于荫堂回到夏湾后，村中跟随他去任所的死亡人员亲属天天在他家门前哭着要人，虽然他都按家进行了抚恤，也难解人家丧子、丧父、丧夫之疼。
于荫堂从苍梧道尹任上归隐故里，五大人的称号自能威震乡里，在夏湾这座被外人称作泗城府的豪宅里，达官显贵时有出进，马拉轿车往来如梭，一时官家慰籍，亲朋探望，东西马道两边的昌盛繁华不减，做饭时的鱼肉飘香沁透村舍，其盛况空前一时。正在此时，于树桢从东北农业专门学堂辞职归里，民国政府委任他为山东清平县知事（清亡后，在1914年改称知县为知事），于树桢志在办学，辞退清平县知事之职，他见于荫堂闲赋在家，整日里烟酒相伴，琴棋与伍，复举荐于荫堂出任该职。于荫堂接到民国政府委任状后，心中更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甜、酸、苦、辣、咸汇集在一起，一时心潮翻滚，体会不出是哪种味道。心想自己混迹官场大半生，官阶虽不高，也位列知府，为避其风险远路逃归，而今再去出任一个小县知事，在脸面上有些过不去，再是自感年事已高，心劲衰微，官场风险实难抵御，便不想出任。但架不住亲友撺掇，只得持此委任状，以愧怯的心情来到清平县衙。
于荫堂到了清平县，受到了当地的乡贤盛情的接待，对于荫堂有知府的资历都格外敬重，都知道他是一个政绩不凡的名宦，都对其治理清平寄以厚望。
清平县地处鲁西，属归东昌道管辖，是义和团运动的重灾区。八国联军进驻北京后，清廷大员都把丧国生乱之痛归咎在义和团身上，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兵更是对其残余势力杀戮殆尽，致使清平地面土地荒芜，民无居所，男丁不死即伤，孤寡老幼难应农事。丁男远避他乡。近者河患频仍，岁时之景象倍觉萧条，习尚各殊，陋俗困众。地方豪强借机强占地产，民生难以生存，惟叹世道不公。
到任之初，于荫堂遍访乡老，体恤民情，察看村舍，亲历田间，问及孤寡，看到了清平民众所遭受的苦难，自感身负重责，立志在晚年为清平百姓造出一个真正的清平家园。
他先着手治理河患，整顿集市。严苞苴，清讼狱，击强宗，戮大猾，剿灭匪患，兴办学堂，补修志乘。经过三年的治理，疗治了义和团运动留下的创伤，百姓得以乐业，商贸得以兴隆，清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升平局面。
于荫堂清平县知事任满，时在1920年前后。因清平距昌邑路途遥远，为避归程风险，雇用村中于占春等人，携带枪支武器，保护人财平安归里。
于荫堂元配姜氏，生长子允文。于允文，执业律师，上世纪三十年代携全家从济南搬到青岛，先后在定陶路、张店路等处居住。允文配邱德芬女士生四子增俊、增杰、增哲、增彦，生七女。长子增俊，1919年7月生，194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曾在山东省农科院、潍坊市农科院工作，为研究员。次子增杰1952年29岁时病逝，曾在青岛市税务局工作。三子增哲1939年10岁时病逝。四子增彦，1930年生，1949年考入北京大学林学专业，1953年毕业后分配到河北林业科学研究所（院）工作，为研究员。于增彦德配刘伯岩女士生三女于明丽、于春丽、于晨丽，现居石家庄。于增俊德配周荣华女士生二子于大周、于大全。于允文1962年春病逝于青岛市张店路居所。
于荫堂后又续娶了两个夫人，其中二夫人是江苏金陵人，姓氏不详，生二女，其中次女于令仪与丈夫原在新疆迪化国民政府军队医院工作，1946年于令仪被保送到南京华东高级助产学校学习，退休前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工作，2010年去世。于令仪与丈夫（姓杨）生一女于戈生，于戈生退休前任南京艺术学院幼儿园园长。三夫人单氏，高密人，生三子一女。三子：博文、佐文、仁文。博文曾投奔其兄允文定居青岛，后因病在青岛定陶路居所去世；佐文土改后从西夏湾去青岛投奔允文生活，后投六姐于令仪去了南京，1950年前后在南京去世；仁文生于1927年，曾考入南京首都警察厅，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农村劳动改造，1979年落实政策在医院做化验工作，2012年去世。生一女（五姐）于增琇在临沂市人民医院工作，病逝于临沂。于仁文配妻高琢如，生一子一女，子于诚，女于玫。
1930年，于荫堂病逝于青岛，享年64岁。
一个有文化和历史知识的家族，在遭遇到社会大变革时都能应合时局。在1946年底，于允文就把家藏的铜元和锡锭抬到了院外，任人拿取，所存的冬夏衣裳赠送乡邻。骡马、农具、车辆归属远亲，珍宝书画运至青岛，到1947年土改时仅留土地和房产。于荫堂家所有的土地在1947年春都参与了土改，安丘、高密的佃户都分得了土地。在青岛、潍县、济南等地的商号，也被收归国有。夏湾村泗城府的宏伟建筑，在解放初期归公，被夏湾乡政府充当粮库。在之后村庄规划中逐年拆除（1985年开始拆，1995年拆完）。在拆高大的厅房时，大梁上写有“民国八年立”字样。民国八年即是1919年，到1985年开始拆时算起，共存在了66年，如果从土改和斗地主时期的1947年算起，实际他家仅住了28年。钟鸣鼎食之家不再，昔日繁华难显。再大的家族也不能同天并老，与地共存。东西马道相夹处的大片家族宅地，现在仅剩一座残破的“六大人”于荫墉家的青砖四合院，静静的立在那里，向人们诉说着昔日的昌盛和繁华。
于荫堂的一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他生于大清王朝的末世，以其自身的才华和勤奋，在朝代的更迭中能审时度势，奋发图强，以其聪明才智，周旋于官府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从一个普通的乡村廪生，一跃官至知府。在整个家族中都以他为荣，是于氏家族的骄傲。因他的官职，家中三代享有清廷的恩荣。提携家小，奖掖后学，扶贫救困，兴学助教，排解纷争等善行，奠定了他在家族中的威望和地位。虽在官职任上捞取了大量的钱财，但他也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振兴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最初开办的贺县锡矿至今还在开采运转，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他创立的柳编坝，曾在广大山区水系船运中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为贫困山区的交通运输，物流转换做出了贡献。今人看古人，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以过去阶级斗争的眼光去看他，他确是一个大贪官，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去分析他，他又是一个实业救国的先驱，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理念，是一个有经济头脑的大能人。
（赵仲泉写于于家夏湾志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