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黄元御画像
习医之经过
“ 玉楸子中外条固，夙无苛殃。甲寅八月，时年三十，左目红涩。三日后白睛如血，周外肿起，渐裹黑珠，口干不饮，并无上热烦渴之证。延一医诊之，高冠严色，口沫泉涌，以为大肠之火，用大黄黄连下之，不泄。又以重剂下之，微泄，不愈。乃意外有风寒，用滚茶一盆，覆衣熏蒸，汗流至踵，不愈。有老妪善针，轻刺白珠，出浊血数十滴如胶，红肿消退，颇觉清朗，前医犹谓风火不尽，饮以风燥苦寒数十剂，渐有飞白拂上，如轻雾蒙笼。伊谓恐薄翳渐长，乃用所谓孙真人秘方，名揭障丹，一派辛寒，日服二次。又有熏法，名冲翳散，药品如前，煎汤热覆，含筒吹熏，取汗如雨，每日一作。如此半月，薄翳渐长渐昏，蟹睛突生外眦，光流似电，脾阳大亏，数年之内，屡病中虚，至今未复… … ” 。
黄元御在损目前是否曾攻读过医书, 损目以后习医有无业师, 查阅手头资料, 均无记载, 但从所著自序中可以看出, 他是一位很有抱负而致力于学问研究的人, 自称“ 涤虑玄览, 游思圹垠, 空明研悟, 自负古今无双” 。如果从甲寅损目之后作为他习医的开始, 到戊辰写成《伤寒悬解》《金匮悬解》,先后只有十二年的时间。在这十二年中, 他边学习, 边研究, 精研博采, 积累资料, 为以后的著述奠定了基础。如果他是在诊务繁忙的情况下, “ 而不频假以萧闲之日” , 从戊辰著《伤寒悬解》开始, 至丙子《周易悬解》结束, 先后历时八年, 写出十四部著作, 其精神确是难能可贵的。他从习医开始至去世只有二十一年的时间, 若除去学习阶段及著书立说的时间, 可以看出, 黄元御临床实践的机会实在是不多的。
黄元御有无有业师, 亦无记载可考, 推在《素灵微蕴· 脾胃解》中, 提到“ 业师于子遽, 司铎金乡, 录证来问… … ” 其中除介绍了他所患病的经过及表现外, 还提到往时服“ 自制加减四君丸( 黄茂、白术、茯苓、橘皮、甘草、当归) 以及他的病机是因为“ 渐老渐衰, 甚有血虚火起之意” , 似乎子遽是懂医的, 然黄元御在其它著作中却再也未提及这位老师。
玉楸子轶事
在清朝科举制度中, 凡五官不正者, 均不能仕禄。元御自甲寅损目后, 无力进取,乃发愤习医。不几年, 医名大盛, 一时有“ 南臧北黄” 之说( 南臧指诸城城臧枚吉, 北黄即指黄元御) 。后乾隆帝诏求天下人才,备议修纂《四库全书》事宜, 黄元御首膺其选。到京都不久, 值乾隆帝有疾, 太医院诸医治疗不效, 后经邑人介绍为视。诏进时先生辞日: “ 敝乃草民, 不懂君臣大礼, 恐万岁见怪, 有欺君之罪” 。乾隆转谕: “ 一概恕罪。至宫廷时对正面只行四叩首, 不施君臣礼” 。并嘱带俸银及绫罗缎匹为礼, 再请黄元御进宫。先生又辞曰: “ 无功不受禄。敝乃布衣之士, 岂敢接受！” 帝怒, 即赐以五品顶戴进冠带俸禄按品级赐银, 再差人去请。先生见再难推诿, 遂入官。乾隆帝于寝床上虚设宫女, 放下幔帐, 仅露一手于外。先生诊毕一揖而退。侍官问: “ 帝患何病? 何方医治? ” 先生对日: “ 龙得凤脉, 无药可医, 怕不久于世。” 侍官回告乾隆, 乃知为良医。遂将幔帐打起, 令先生面君诊脉。诊毕, 帝曰: “ 朕属何病? ” 对曰: “万岁小恙, 乃七分药毒三分病, 须先进两帖解药毒, 继服一剂治其病” , 帝允, 按方配服, 病豁然而愈。乾隆亲题“ 妙悟岐黄” 四字匾额赐之, 并召为御医。
自此, 先生在宫廷倍受宠爱, 却遭到其他御医嫉妒。辛未二月(1751年) , 高宗首次南巡, 先生随驾武林。返京后, 料久侍帝侧, 必有后患, 忆扁鹊为李醯所害, 则是同行相嫉的结果, 乃以省亲为名而归里。后不几月, 又诏其回京, 先生假以死报, 遂即潜游江南, 从学者颇众。后回家病逝。逝后有来自南方弟子, 将其所著书稿带走。
按: 这段黄元御轶事, 至今仍有昌邑县广为流传。民国十二年全县缙绅学商, 曾为坤载先生立碑于邑城之西南( 今烟潍公路路北) , 碑文记载了黄元御的生平事迹, 亦属轶事石刻, 今录于后:
另外, 黄元御被高宗诏为御医之事,( 四圣心源》自序: “ 庚午四月北游帝城,十一月终南赴清江, 辛未二月随驾武林, 四月还署… … 八月十五, 开舟北上, 再客京华” , 《长沙药解》自序: “ 辛未秋, 南浮江淮, 客阳邱” , 《四圣悬枢》自序: “ 辛未六月, 笔削于清江河院署中” 。从这些自述来看, 诏为御医是有可能的。至于乡贤祠碑文记“ 高宗赐以官不受, 以布衣之士, 陪万乘之攀” , 恐系后人之颂词。有关黄元御治病如神的传说, 至今在昌邑流传颇多。吴去疾《雪堂医话》曾载昌邑刘樵山先生讲述黄氏治病的轶事两则:
其一: 黄氏居乡, 以医负盛名。其女远嫁, 生一子, 出痘, 势甚危, 抱归求治。黄一见即怒责曰, 此症险恶, 不过日晡, 其速行。其女长跪乞怜, 黄不顾, 呼人急驾骡车送之返。时赤日中天, 舆人故迟迟其行, 中途遇大雨, 周身尽湿, 舆人仍驾车回黄家,盖黄予嘱之也。至时已日暮炙。黄氏率家人正伫立门外, 笼灯相侯, 语之曰: “ 汝子生矣, 此症内热巳极, 非用此法不能挽救。吾默察天时, 知今日午后必有大雨, 故弄此狡狯, 不然汝子岂能生哉I ” 遂处方与服, 寝果透发而愈。
其二: 黄尝夏月出行, 有数人见其至,相与谋曰, 黄氏号为名医, 吾侪盖试之。一人故仆地, 急招黄诊。黄曰: “ 此人仅能延数刻耳, 哀哉l ” 群嗤之以鼻。黄曰:“ 毋! 其听预言, 汝等初意, 非与余为戏耶, 不知今当夏月, 湿热交蒸, 此人仆地之时, 热毒之气已由口鼻吸入, 内又有肠胃之病, 感之而发, 其来也暴, 非药石所能瘳矣。” 众不信, 黄遂行。未几, 其人果腹中绞痛, 不数时即毙。人皆嗟叹, 共称黄术之神。
著述及学术评介
一、治病主扶阳抑阴。自朱丹溪提出“ 阳常有余, 阴常不足” 以及“ 相火为元气之贼” 的观点以来, 在关于扶阳和扶阴的问题上, 引起了后世医家的争论。张景岳既反对刘河间的泄火之论, 又反对朱丹溪的“ 阳常有余” 之说。他认为真阳真火是生命的“ 大宝” , 本来式微, 不可将不足之元阳,而误认为有余之火。他曾说过“ 阳淮畏其衰, 阴惟畏其盛” 的话, 但又承认“ 今人之病, 阴虚者十常八九” , “ 凡阴气本无有余, 阴病淮皆不足” 的观点, 创立右归、左归, 以阐发阴阳互根之理。代表这一学派的除张介宾外, 尚有薛立斋、赵养蔡、高鼓峰、吕晚村等人。黄元御则力辟其说, 极力反对“ 贵阴贱阳” 之论。他认为“ 阳性动而阴性止, 动则运而止则郁, 阳盛而生病者千百之一, 阴盛而生病者尽人皆是” 。因此,他在《四圣心源》中, 论述各种劳伤、杂病、七窍等六十七种病证, 绝大多数的病因病机, 都以阳衰、水寒、土湿、木郁而立论, 不厌其详地反复阐发他扶阳抑阴的观点, 诸如噎隔、反胃、泄利、痰饮、肺痈、疲庙等, 他都责自阳衰、土湿、木郁, 治以扶阳为主。黄元御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学术观点, 也与他患目疾后医者屡用苦寒泄下, 致使“ 脾阳大亏, 数年之内, 屡病中虚” 的体验有关。他在《四圣心源· 目病根原》中说: “ 阴暗而阳明, 夜晦而昼光, 自然之理也。后世庸工无知妄作, 补阴泄阳, 避明趋暗, 其轻者遂为盲替之子, 其重者竞成夭枉之民, 愚谬之恶, 决海难流也” 。他之所以如此深恶痛绝, 正是由于他身受其害的缘故。这虽然有所偏倚, 但正如有的医家所说: “ 古人在立论上的长处, 正是他的短处; 他的短处, 也恰是他的长处” 。黄元御崇阳而卑阴, 朱丹溪贵阴而贱阳, 都从一个侧面阐发了他们的学术观点, 这与他们的时代环境以及阅历体验等是有密切关系的。
二、重视阴阳五行。黄元御在论述病证中, 十分重视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他根据《内经》“ 阴阳者, 夭地之道也” 这个无所不指的概念, 极力引伸, 将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皮肉、筋骨、毛发、孔窍、精神等都赋以阴阳的属性, 用哲理来解医理, 解得透彻入微。他讲阴阳还善于与四时联系起来, 倡导《内经》“ 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的观点, 提出“ 未识天道, 焉知人理” 而作天人解, 从阴阳变化、五行生克、藏府生成、气血原本、精神化生等十六个方面阐述了“ 天人一也” 的观点。黄元御讲五行,“ 皆以气而不以质” , 指出“ 成质则不能生克矣” , 从四时、方位、气侯、变化, 联系脏府生成、气血原木以及精神化生等, 阐述气化自然之妙义, 应用之广泛, 叙述之透彻,是在其他医家的著述中少见的。他按照易传“ 夭一生水, 地六成之; 地二生火, 夭七成之; 夭三生木, 地八成之; 地四生金, 天九成之, 天五生土, 地十成之” 的理论来解释五行的生成, 是出于阴阳匹偶的变化, 五行之所以能动, 乃是五行各自所秉阴阳之气的作用, 借以说明脏腑升降传化的生理, 对《尚书· 洪范篇》“ 木曰曲直” 、“ 金日从革” 、“ 火曰炎上” 、“ 水曰润下” 、“土爰稼穑” 的记载, 从秉气和升降方面作了解释, 以探求五味根源。黄氏对阴阳五行学说的广泛运用, 其发挥之处, 为后世学习和研究这一学说, 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另外, 黄氏对《周易》研究颇深, 其《周易悬解》一书, 对易与医的关系论述颇详, 惜此书未刊行于世, 所见者均为本邑之传抄, 仅《昌邑县志》记载了他的“ 周易悬象自序” 。吴去疾谓: “ 清时, 有人以医家之深通道学者,列为四大家, 黄氏而外, 喻嘉言居其一, 尚有二人未悉” 。吴氏在《神州国医学报》著文对黄氏“ 勤求古训, 极深研几, 至老而不倦” 的治学精神, 大加称赞。当然, 黄氏也没有完全跳出机械五行论的羁绊。他在运用五行学说解释病机时常常牵强附会。如在解乌梅丸治虫病时说“ 线白虫是肝木陷于大肠, 木郁不达, 是以肛门作痒, 虫生大肠之位, 从庚金化形, 故其色白” , 即是其中的一例。
三、重中气升降。黄元御十分强调中气升降对人身的重要作用。在《四圣心源·劳伤解》中, 他专题论述了中气在生理病理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他说: “ 脾为己土, 以太阴而主升, 胃为戊土, 以阳明而主降。升降之权, 则在阴阳之交, 是谓中气。胃主受盛, 脾主消化。中气旺则胃降而善纳, 脾升而善磨, 水谷腐熟, 精气滋生, 所以无病” 。这是他对人之正常生理的一个重要概念。同时他还提出: “ 四维之病, 悉因于中气。中气者, 和济水火之机, 升降金木之轴… … 人之衰老病死, 莫不出于此” 。此为他对人体病理现象的概括。鉴于以上认识, 他治病主张以顾护中气、升清降浊为主。他在论述多种疾病的病机中, 提出阳衰、水寒、土湿、木郁的立论, 其基点也无不系于中气升降。纵观黄氏立方遣药之所以偏于辛温通阳、燥湿健脾、柔肝解郁, 喜用人参、茯苓、半夏、白术、白芍、桂枝、附子、干姜等, 正是他所倡导的“ 泄水补火, 扶阳抑阴, 使中气轮转, 清浊复位, 祛病延年之法, 莫妙于此” 的学术观点的体现。
此外, 黄元御对《内经》颇多更易之处。他认为《本病论》、《刺志论》、《刺法论》旧本皆谓已亡, 实际上是传写错乱之误, 经他参互校正指出: 《本病论》在《玉机真藏论》中, 《刺志论》误入《诊要经终论》中, 《刺法论》则误入《通评虚实论》中, 业未亡轶。他重新编纂, 仍复八十一篇之旧, 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大胆的做法。另外, 他在注解经文时, 还作了不少阐发,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对五运六气中关于南政北政的解释, 旧本皆注为甲巳二岁为南政,乙庚丙辛丁壬戊癸八年为北政。黄元御则谓“ 天地之气, 东西对等, 南北平分, 何南政之少, 而北政之多” 。他认为“ 一日之中,天地昼南而夜北, 一岁之中, 天气夏南而冬北; 则十二年中, 三年在北, 三年在东, 三年在南, 三年在西。在北则南面, 而布北方之政, 是谓北政, 天气自北而南升; 在南则北面, 而布南方之政, 天气自南而北升。自卯而后, 天气渐南, 总以南政统之; 自酉而后, 天气渐北, 总以北政统之。东西者, 左右之间气、故不可以言政, 此南北二极之美” 。这样的解释, 也是前人很少提到的。另外, 在他的《灵枢悬解》、《难经悬解》、《伤寒悬解》、《金匮悬解》等著作中,也颇多发挥之处, 本文不再一一列举。
本文作者：山东中医学院中医系 张奇文
发表于《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