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年间，山东昌邑县有个叫孙尔周的人，被任命为浙江秀水县的知县。他手下有个叫郑民的巡检很是精明能干，做事办案不凭想当然， 凡事都经过缜密调查和思考再做决定， 周县令分派他管理的辖区没有发生过冤屈案件，深得周县令的器重。
辛巳年（1761 年）正月初五那天，县城里有个叫许天诺的酒鬼， 在城里赶庙会玩了一天， 傍晚时喝得醉醺醺的，一路踉踉跄跄地返回家。路过邻居虞氏家门口时， 与坐在门口纳鞋底的虞氏发生了争吵。虞氏奚落他有钱不养家净去喝酒， 许天诺则说自己有的是钱，愿意干嘛就干嘛，你一个娘们儿家管不着。两人对骂半天不欢而散。虞氏的丈夫在外地做生意， 她平时就是占便宜不吃亏的主， 被一个男人骂了，心中咽不下这口气， 第二天就到县衙把许天诺告了，说被许天诺调戏辱骂。当时由于县衙办案人员也都放假了人手不够， 加之案子也就是个打嘴仗不算什么重要案件，也没有旁人作证，衙役便一直拖着没办。
到了二月初一，虞氏不甘心，到县衙催办此案。衙役答应立案办理，让虞氏先回去听候传唤对质。虞氏在回家的路上刚好与许天诺相遇。许天诺得知她又去告状，骂她恬不知耻。虞氏也不甘示弱，与他对骂起来，后来被人劝开。虞氏回家后寝食不安，心绪难平，初二夜里竟上吊自杀了。孙县令接到报案后，即刻率人到现场勘验。虞氏居住的地方是县衙一个叫张逢的官员的辖区。他认为虞氏死于羞忿，案子不应公开审理，下令将许天诺收押。郑民则持相反意见，认为虞氏并非死于羞忿，案子可以公开审理。两人为此各抒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孙县令还是看好郑民， 当即定夺由郑民负责审理此案。郑民初步问讯后，决定对许天诺戴枷收监，处以杖刑。卷宗报到巡抚大人案头，巡抚大人批示，暂收押，先查律条，再视情定罪。孙县令接到批复后， 再三叮嘱郑民别把案子办砸了。郑民连夜复读律法条文，感觉此案的关键细节关系到许天诺的生死，不可不慎重。因为当时的法律规定，男方调戏妇女而导致女方羞愤自尽的应处绞刑，而男方话语中没有淫秽调戏言语，只是说话粗俗轻慢而致使对方自尽的只处于流刑。郑民又反复翻阅卷宗， 细细分析做出合理的推断。他认为虞氏在正月初五那天如果真的遭受许天诺的秽语言戏，不会拖到二月初二再去上吊。况且，他们虽是近邻，却也相安无事，谁也没提起那天吵架之事。
如此分析，虞氏自尽的原因是因为她催促县衙审讯许天诺，未见衙役们有行动，再加上返回途中又与许天诺相遇遭受辱骂。她是死于气愤，而并非死于羞愤。为了把案子办凿实，郑民又去辖区找街坊四邻了解虞氏和许天诺的为人秉性，得知虞氏确系心胸不开阔、遇事不迂回的那类性格，而许天诺平时也就是爱酗酒，酒后胡乱骂人，倒也没有那种淫邪之意。县里重新上报认定罪名意见。巡抚认可了县里的意见，还根据许天诺系酒后失言的情节， 减刑一等，杖责100，徒刑三年。有意思的是35年后的正月初五，郑民在病中还做梦梦见虞氏指名告状，阴间的衙门对她说，阳间的郑民这个案子办得不错，没有冤死他人。
一起邻里吵架纠纷案，在我们现在也就是社区民警出面调解一下，各让三分，相安无事也就是了。而清代的刑律，这样的吵架中，如若有秽言调戏之意造成女方寻死，却有杀身之祸。虞氏和许天诺的拌嘴争吵诉诸官府后，在虞氏自尽、没有旁证的情况下，如何断案就决定了另一方当事人许天诺的命运了。好在是郑民而不是另一个持相反意见之人被授权办理此案，他以尊重事实为本、法律条纲为据，调查访问，经深思熟虑后再下结论。一字之差、一念之差将会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如果不慎重、不细致，仅凭想当然或表面案情草率办理，一桩冤死之案便会产生，那些命不该绝的人惟有到阴间地府再申诉了。另外，孙县令知人善任，也是关键一举。倘若真启用张逢办案，也许就是另外一个结果了。
文：江心 图：小宜 摘自《江淮法制》2017第八期
昌邑之窗 
